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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的崇敬，那些蠢才忘记了她之得以攫获无上的权威，是由大屠杀得来的，她之得以称为“圣母神皇”，成为新时代的太阳，成为人类的恩主，也是由她的大屠杀得来的。

间谍制度创立得很够纯正堂皇，那就是在武后则天皇帝垂拱二年三月，在朝廷内安装一个铜制的告密箱。箱子方形，分四部分装妥，每面的上端留有一条缝隙，告密的人可把密告书投在箱内。不论什么人，即便是农夫、学徒、罪犯，只要把朋友或邻人反朝廷的企图，反朝廷的话，或反朝廷的行动，向朝廷告密，便可以往那个铜箱里投下密告书，决不遭受任何阻碍。

武后诏告天下安装那个铜匦的圣旨，当然是说得冠冕堂皇的，圣旨称：“铜贵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箱子的四面对着东南西北，寓有提倡四德之意。东方绿色，用以象仁；西方白色，用以象公；南方红色，用以象诚；北方黑色，用以象智——圣旨作如是说。武后从来不会忘记道德的。这种以四种颜色象征四项道德的纯正无邪的信箱，并不能为什么大害；而重要的却是信箱的用处与装设的用意。贪图利禄的那些御史和走狗用这种信箱作为诬告的工具，使清白无辜的人遭受荼毒，遭受酷刑，无数官员无数百姓，以及他们的家人，都被投入了十八层地狱。这项毒计使人人都成了朝廷的潜伏的间谍，邻人对邻人，罪犯对法官，仆人对主人，朋友对朋友。在生活人人关心的是如何活命，而奸狡卑劣之徒，则出卖朋友相识，摇身一变，成了告密的人，于是抓住机会，立刻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起来。剧烈的生存竞争正是方兴未艾。

随着安装上告密的信箱，朝廷向各省各县颁布了命令，只要有人要揭发阴谋，要控告言论批评朝廷的，不论其地位贵贱，地方官长当一律妥为招待，即使是监狱里一个囚犯，也应当优礼有加。拒收此种情报或斥退告密之人，与庇护国之叛徒罪相同。如果告密的人愿意，要请求亲往京都面见武后，一路之上，地方官当供与膳宿，如同接待朝廷的五品官员一样。对于这样告密的人，武后竟然亲予召见。假若他是个长于辞令，面色凶狠，牙床宽大犯过罪的汉子，或者两眼贼光狡猾，可以做武后的爪牙，便立即封予官职，或授以御史之职，或授予游击将军，并赏与绸缎金银。假若告密的人，情报不实，看来蠢笨无用，任其自去，并不处罚，他总会被认为存心讨武后欢心，用意原极善良的。武后对告密之人决不拒绝。

告密（当时称作“上变”，密报阴谋之意）于是成为一时的狂热，不久就成为无业流氓、赌徒、罪犯等辈获致富贵的捷径。时人把告密和偷窃相比，认为比偷窃益处大。因为偷窃失败，有坐监之险，如幸而成功，便可获得金银珍宝。而告密这种行业，如有才能精力，可以获取官职，即使失败，毫无害处。

就这样，很多有权力的刽子手便平步高升，成了权要，自有很多前来效力的，于是狐朋狗党，结合起来，特务人员遍布全国，彼此竞尚残酷，争奇制胜，以示对武后的忠爱。逮捕越多，定谳越众，越显示其忠诚。

朝廷里那些大刽子手之中，有三个以残忍出众的，因此也权倾一时。三人为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索元礼本为北方胡人，在以告密得势前，原本没姓无名。来俊臣本因抢劫监禁在狱，后来申请释放出狱，前往告密，才得发迹。周兴原有专业根基，他原来即研读申韩之术，在尚书省为尚书令，累迁秋官侍郎。此外还有一些豺狼之辈。候思止本为贩饼小人，目不识丁，开口方音鄙语，鄙俚可笑，丑态百出。王弘义为一乡村莽汉，在家不孝不悌，后因邻人过节欢会，他诬告邻人聚议谋反，竟而官升御史之职。

三个掌理讼狱的侍御史索元礼、来俊臣、周兴，就是肃政台的主要角色。他们在武后政变之前几年，都是领导人物，影响极大。索元礼官拜游击将军，为特务首领，有权就地诛杀。来俊臣为御史台中丞，周兴初为刑部侍郎，因谋杀唐室王公有功，死前数月官升尚书省左仆射。来俊臣与索元礼两人之姓合而为来索，当时极为通用，因为来索即来搜捕之意，含义与残酷相同。府第之中女婢听见叩门声，出外一看是肃政台的官员，就回来呼喊“来索！”就和呼喊“鬼来了！”一样。史册上记载，在大约一个月之内，百中有九十九案件是主人被杀，家人流放为奴，家园破坏无余，只成一片废砖烂瓦而已。

一般而论，这些杀人魔王，都杀人数百，毁人之家千余。索元礼为罪恶昭彰的第一个告密者；周兴为处决唐室王公的第一名刽子手；来俊臣野心最大，最为人所痛恨，亦最为人所恐惧。武后灭唐之后，他还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