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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要，而且使他免除了对臣下恃才谋篡的担忧，因而他感到庆幸。但在楚庄王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表明了自己身边人才的缺乏，表明了国家的空虚，这种情况满足不了他称霸天下的客观需要，甚至还可能危及自己国家的生存，因而他感到焦虑不安。两种相反的认识看来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庄王都是一国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君主这一社会角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他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明的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毫不转移地投放于国家事业上，国家事业的长足发展才是他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从这一角度来审查，魏武侯的认识观背离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仅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心理需要；而楚庄王的认识观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才见了两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这种高下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事实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双方有着不同的要求。君主所应有的才能，主要不在于对具体事情的谋划，而在于调动和裁定群臣的谋划。一个君主，如果他拥有才能出众的臣下，并且善于驾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机。

魏武侯在具体事情的谋划上也许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却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现了一位君主个人注意力的偏差，吴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他转喜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错而悔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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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谎称“神箭”，诈言稳军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楚庄王在危急关头编造假言以安定军心的计策。庄王执政时，令尹斗越椒反叛，庄王率领军队，与斗越椒战于皋浒之地，他亲自出战，击鼓督军。斗越椒远远望见，弯弓射来一箭，那箭飞过车辕，穿过鼓架，扎于铜钲之上。庄王急令避箭时，斗越椒射来第二箭，这枝箭飞过车辕，穿透了车盖。庄王军队在一片惊慌气氛中退却。休战后，士兵们拔下斗越椒射来的两枝箭观看，但见其特别长大，锋利无比，见之者个个吐舌。庄王见士卒对斗越椒的“神箭”很恐惧，于是心生一计，他让夜间巡视军队的人对大家说：“我们的先君文王当年攻克息国，得到了三枝这样的利箭，越椒偷去了两枝，已经全用完了。”士兵们听到这话，才放下心来。第二天庄王军队奋勇杀敌，击败了斗越椒。

斗越椒的“神箭”给庄王军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恐惧，以至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军心浮动，为了安定军心，以利再战，必须消除“神箭”的恶劣影响。庄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否认“神箭”的存在，因为这是人们所共见的事实，矢口否认，反有欺军之嫌，然而，庄王在承认“神箭”的时候，机智地将“箭手”和“箭样”暗中分开，他闭口不提箭手斗越棚箭艺的厉害，却大谈箭样的来路不凡。他把“神箭”之“神”归于箭样的非同寻常，暗中抵销了斗越椒的超常箭艺，消除了兵士对叛臣的迷信和恐惧；不仅如此，庄王故意传言说斗越椒只盗得两枝箭样，这就等于明白地告知士兵：叛臣手中已用完了最厉害的武器，他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楚庄王在与叛臣战场较量的紧迫之时编造谎言，一时稳定了军心，然而，这一急智在后面留着一个极危险的暗洞：如果在此后的两军交锋中斗越椒再射来同样的一二枝箭，庄王的谎言就会完全“露馅”，这样，非但士兵的恐惧心理会重新产生、更加严重，而且士兵们会确认庄王对他们进行了欺骗，进而会失去对庄王的信任，事情肯定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杜绝这一险洞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给斗越椒造成再次射箭的机会；在他再次放箭之前彻底结束战斗。庄王的急智的确稳定了军心，但同时也把自己逼到没有回旋的困境。英武的楚庄王第二天“鼓而进之”，消灭了斗越椒，自然会有出奇制胜的高招，可惜没有史载，今人不得而知，只有《列国志》中“养由基箭射斗越椒”的演绎故事供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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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由基：巧防神攻，箭射越椒（1）

春秋时楚国有一著名的神箭手养由基，《左传？成公十六年》对其高超的箭艺略有所记，《列国志》第五十一回描写了养由基与叛将斗越椒赌射并取胜的用艺之智。

斗越椒曾以两枝神箭震惊了楚王的军士，他也是一位有名的箭手。当楚王的平叛之军和斗越椒隔河相对时，楚王军中的小将养由基提出与斗越椒较射赌胜，两人约定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