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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楚优孟：优孟衣冠，戏论贪廉（1）

楚国有位名叫孟的优伶（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人称优孟，常以滑稽调笑取欢楚宫，楚令尹孙叔敖生前待他很好。《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为官清廉，没有私蓄，又不让儿子袭爵受职，他死后儿子竟非常贫困，不得不砍柴谋生。一次，孙叔敖之子背柴上市时遇见了优孟，向他告知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优孟非常感慨，答应帮助。他准备了一套孙叔敖生前的衣帽，仿习其生前的言谈动作，一段时间后，竟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楚王及宫人都难辨真假。楚庄王一次设宴，优孟扮作孙叔敖前往祝福敬酒，楚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准备任他为国相，优孟回答说：“我得回家与夫人商量，三天之后答复。”庄王答应了。过了三天，优孟来了，庄王问道：“你夫人是怎么说的？”优孟回答：“夫人说楚相不值得干。”他接着向楚庄王唱了一首歌子。按宋代洪适《隶释？延熹碑》所载及《列国志》第五十四回描写，优孟的歌词如下：

贪吏不可为而可为，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贪吏不可为者，污且卑；而可为者，子孙乘间而策肥。廉吏可为者，高且洁；而不可为者，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

楚庄王已看清了优孟的身份及其意图，听着优孟后面关于孙叔敖之子贫困状况的如泣如诉的唱词，心中凄然，不觉潸然泪下。优孟歌罢，庄王即召来孙叔敖之子，封以寝丘（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之地。

从孙叔敖之子生活的贫困中，人们能进一步看清孙叔敖为政时的清廉，明白他所以能成为一代名相的一个重要原因。

优孟以他对故相国的崇敬之心，不愿看到其子在贫困中生活，于是精心策划和主演了这场调笑戏谑的小剧目。他要借滑稽剧目的形式激起庄王对故相国的思恋之情，并借机把故相之子的生存窘态告诉庄王，诱导庄王做出妥善的处置。调笑戏谑是优孟所擅长的事情，但看了这出调笑之剧，庄王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他体会到了自己对高尚清廉之臣的内心依恋，同时又知道了清廉之臣付出的世代的艰难代价，两相对照，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对故相关心得太少，愧对故相，于是立即封邑于其子，以聊补他对孙叔敖的歉意。优孟的目的也由此达到。

优孟逢场作戏，对庄王作了一次生动、成功的讽谏。今人有“优孟衣冠”的成语，足见优孟的这一讽谏形式对后人影响之深刻。优孟配合剧目情节唱了一段回肠荡气的歌子，尤其耐人寻味。

人们根据做官者是否清廉而把他们分为贪吏和廉吏两类。按说，贪吏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污浊而卑鄙，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却由此得到了丰腴的利益，而这又引诱人们去做贪吏。按说廉吏是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高尚而纯洁，然而他们的子孙却少衣缺食，而这又逼使人们不做廉吏。优孟的这段唱词本意是要说明廉吏孙叔敖子孙贫困的必然性，却无意间向人们揭示了贪吏和廉吏各有得失的生活规律。一方是社会所能认定的高尚品格，一方是子孙所能得到的丰腴利益，在公私难以兼顾的条件下，任何做官为吏的人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个而被迫放弃另一个。廉吏得到的是前者，放弃的是后者；贪吏追求的是后者，注定要丢失前者。要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