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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暂时还是良好的，况且那传入耳中的呻吟声是缠绵不绝的、嘶哑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呻吟，而是吼叫，声音很大而且十分清晰。一个被烧伤的战士在喊叫：头天夜里德国人从飞机上扔下了凝固汽油弹，燃烧的液体击中了这个红军战士。普鲁日尼科夫亲自把他移到了地下室，因为当时他就在他的旁边，虽然他自己身上也着了火，但是不太厉害，那位战士当场就叫喊了起来，看来，一直喊到现在。

但是这种喊声不止是一个人的。普鲁日尼科夫愈是走近那容纳重伤号的僻远的地下室，这种呻吟声就愈来愈清晰。这里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肠子流出来的。断腿断胳膊的，脑袋开花的，——而唯一的药品就是德国人的烧酒，再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军医的一双手。由于干渴和饥饿，军医的皮肤早已积成了象皮似的皱折。从这里没有人走着出去——只是抬出去咽了气的人，而近来连咽了气的也不往外抬了，因为没有人，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

“没带来水吗？”

军医不是为自己要水，因为在这儿，在这个充塞着垂危的和夹杂有已经死了的人的地下室里，咽一口水简直等于犯罪。军医自己宁肯忍受着缓慢渴死的折磨也从未喝过一口水。

“没有，”普鲁日尼科夫撒了个谎，“这是酒。”

他是亲自冒着清晨的飞机轰炸去取来这点水的。一路上爆炸声和弹片打在钢盔上的鸣响震耳欲聋。他终于爬到了岸边，目不旁瞬地舀了一下水，尽量多舀，自己没有从这水壶里喝过一口。他端着水，要把这唯一珍贵的东西给杰尼什克，因此撒了个谎。

“他还活着。”军医说。

军医坐在门口的一个木箱旁，木箱上一支蜡烛冒着青烟。他不紧不慢地撕着肮脏的、带弹洞的破军装布条：还要给活着的人包扎。

普鲁日尼科夫递给他三支德国香烟。军医贪婪地接了过去，但怎么也对不上火，抽不着：手在发抖，整个身子也在左右摇摆，国而感觉不到手在抖动。

在这沉闷的、充满了腐烂、疼痛和痛苦的浓重空气里，蜡烛奄奄一息。它的火焰时而凝滞，露出赤红的焰蕊，时而又突然恢复正常，往上窜去，接着又收缩起来，但却还燃烧着。燃烧着，不想熄灭。普鲁日尼科夫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却想到了要塞。于是他说：“命令撤退。自想办法。”

“来告别吗？”军医慢悠悠地转过脸来，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痛楚，他以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目光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

“不必告诉他们。没有必要。”

“我明自。”

“你明白？”军医仰了仰脸，“你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假如明白了，那你就不会对我说。”

“命令与你也有关。”

“可他们呢？”军医示意了一下沉浸在黑暗里的地下室，“他们怎么办呢，难道用砖头埋上吗？就连射死他们的子弹也没有，没有子弹射死他们，这你懂吗？要知道，他们关系到我。可是命令……命令却与我无关：我自己给自己下达了一道更为可怕的命令，”他停顿了一下，刹那间，只是一眨眼工夫，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了一下，“唉，假若每个人，每个战士，你懂吗，都能自己给自己下达命令并且保证执行，那么德国人就会完蛋。势必完蛋！就连战争也会完蛋。战争必然结束。瞧吧，那时战争就会结束。”

他沉默了，蟋缩着身子，用那干瘪的嘴唇吸着香烟。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没有啃完的面包干，放在蜡烛旁边，然后穿过那些不停地呻吟和永世沉默了的人们慢慢向地下室的晦暗里走去。

杰尼什克闭着眼睛躺着，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他那用肮脏的、浸透了血的破布缠着的胸脯在不停地抽搐和抖动。普鲁日尼科夫想坐下来，但是杰尼什克旁边，肩并着肩躺着另一些伤号，于是他只能够蹲下来。当然这很困难，因为他那被砖头砸伤的脊背早就隐隐作痛了。

“把我旁边的人推过去点儿，”杰尼什克眼睛也没有睁开他说道，“他昨天就死了。”

普鲁日尼科夫吃力地向侧面翻了一下僵硬的躯体，那死死攥紧了的手象棍子似的木然地触到石头地上，接着他便坐到了旁边，小心翼翼地（唯恐引起别人的注意）从腰带上解下了水壶。杰尼什克把头探向水壶，随即又移开了：“你自己呢？”

“我没有受伤。”

它，这只水壶，毕竟咕嘟了一声，顷刻间地下室里的人们都蠕动了起来。有人已经向他们爬来，从还活着的和已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