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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点，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克里斯托弗（Ｒｏｂｅｒｔ

Ｃ．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在一本名为《日本人的心灵》（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ｄ）书中这样描述道：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反映了一种对新发明的小玩意的国民嗜好，在日本，这种情况到处可见。例如，在东京坐出租汽车，乘客从来不用自己开关车门，因为司机能用自动控制装置开后车门。在饭馆和百货公司，刚进门的顾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机器人的欢迎，这些机器人向顾客鞠躬如仪，并以甜甜的声音说些恰当的寒暄话。在日本家庭中，这种对小玩意儿的嗜好处处可见，从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时代打火机，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各种设置。我的朋友千年对他的“双伴音电视机”颇为自得，在这台电视机的某些频道，同一节目可有英语和日语两种不同的声音选择。千年说这有助于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碍于情面，没对他说：不如买一套英文会话唱片，既省钱又能达到同样目的。“舒适和细致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日本独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特点。日本人常常喜欢将一种游戏玩到最精细、最微妙、最彻底的境界，从中体验到一种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不屑于追求的舒适和满足。日本人的这种人生旨趣是一种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说是一种最为精致、最为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

与这种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密切相关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在男女之间、长幼之间、上下级之间，盛行着一种后者（女人、晚辈、下级）绝对顺从、迎合前者（男人、长辈、上级）的规则。这种规则要求后者刻意顺从、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种极为精微、细腻、完善的享受。对日本人来说，男女两性的交往（无论是性的交往还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级之间的交往，不过是女性或下级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级的各种要求，使自己的“温柔”、“体贴”达到奴颜卑膝的状态。正如克里斯托弗所说：那些对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往往半带轻蔑地认为，日本人过分恭谨，总是在鞠躬作揖－－而这一次，持有种族成见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断定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即使遇到尊卑关系不甚清楚的情，日本人也总是知道该对谁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个人是如何春风得意，另一个比他早几年从同一大学毕业的学长总是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方式保持其居高临下的地位。可以说，主－奴结构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规则。这种交往规则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现在人与物、消费者与消费品的交往中。日本人制造的各种“新发明的小玩意”就体现了这种主－奴结构。

最大限度的“奴性”是这些的工具的最显著的特点。说到“新发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发明的“傻瓜相机”。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日本产品－－它是一种绝对驯服的工具，一种极其善解人意、决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条件，对主人极其“温柔”、“体贴”的消费品。人在使用别的照相机时，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摄影知识，在一些细节上的无知（如不知道如何调光圈和速度）和马虎（如忘了开镜头盖），将导致摄影的失败；而当人在使用“傻瓜相机”时，你连镜头盖是否打开都不用担心，因为假如你没有打开镜头盖，那么你连快门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机”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黑格尔早就指出，“主奴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种可能“异化”的关系。当主人把奴隶的权利、内涵剥夺殆尽，把奴隶降低到“物”的水平，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权利、内涵也剥夺殆尽，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以男女交往为例，一个身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个女奴做任何事，从表面上看，他彻底地占有了这个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够占有的只是对方作为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他似乎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对于人的态度、情感（如爱、理解、尊重）。当他对她大施淫威时，他已把他作为人的各种力量闲置、遗忘、废弃，或者说不自觉地剥夺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权力，使自己等同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