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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孩子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的成长一直得到来自他们的文化传统——崇尚“孩子气”（ｂｏｙｉｓｈｎｅｓｓ／ｂｏｙｉｓｈｓｐｉｒｉｔ）的文化传统——的支持。

一位名叫高钢的旅美华人在一篇题为《我所看到的美国的小学教育》中记述了他的儿子到美国上小学后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生动地反映了美国文化与“孩子”的亲缘关系。

当这位高先生将他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了一所课堂上嘻笑声不断，甚至上课连课本都没有的小学时，他感到自己是把一件心爱的东西交给一个他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然而他的儿子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他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

他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偿试。”

在美国大学里常常能见到这样的现象，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做一些研究性题目时，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作者认为，这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作者因此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这一切“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力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由此我们想到，在数字时代里，“孩子”是最大的，但这“孩子”不是指生理意义上的“孩子”。比德？雷登把数字时代出现的各种冲突称为“即将来临的骚乱”（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ｔｒａｕｍａ）。在我看来，“骚乱”皆因“孩子”与“成人”的冲突而起，而“孩子”与“成人”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文化价值的冲突。

“孩子”（我说的是尚未未老先衰的孩子）总是喜欢新生的事物，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新生的。相反，一个成人（我说的是孩子气已脱尽的成人）总是喜欢安稳，喜欢既成的习俗，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习俗的一部分。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的爱默生这样说道：“如果一个人选择一个时代来降生的话，那么他一定选择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的精力都浸透着恐惧和希望。新时代丰富的可能性岂不就补偿了过去时代的已逝的历史荣耀？这个时代像一切时代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我们知道怎样对待它。”我们同样可以说，在意味着“即将来临的骚乱”的数字时代也像一切时代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我们知道怎样对等它。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数字时代与一切时代一样，是一个非常坏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它的话。

一般说来，“随俗”以“问俗”为前提，“知道怎样对待它”始于知道它是怎样的。不过，我们不可能学会游泳之后再下水，任何在“下水”之前得到的关于游泳的“知”都不是“真知”，尽管它不是毫无价值的。要真正知道数字时代是怎样的，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入数字时代，进入赛柏空间。

但在进入它之前，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数字时代和赛柏空间的大致的风俗，这会使我们在面对陌生的“电子新疆”的奇风异俗时以尽可能坦然、冷静的心态应付眼前的局面，而不致于进入其中后很快陷入到“文化落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的状态，并以一种鲁德主义和怀乡主义的心态和口气诅咒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数字时代近在眼前。事实上，许多人已经部分地进入数字时代。借用丹尼？古德曼（ＤａｎｎｙＧｏｏｄｍａｎ）的《快如光速地活——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逃生指南》（Ｌ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Ｌｉ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