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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是一种独裁者。“傻瓜相机”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在拍下了无数张照片后，自己在摄影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自己的“马大哈”式的生存状态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当然也谈不上改正“马大哈”的恶习。套用林肯的话来说，它“属于傻瓜”（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为傻瓜而设计”（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由傻瓜来使用”（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可以说，“傻瓜”是“消费者”的一个最为恰当的别名。

“消费者”被各种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温柔体贴”的消费品包围并按摩着，不断地“傻瓜化”。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对各种驯服的消费品施行独裁时，也同时被消费品施行着独裁－－“平均化”的独裁。无论是电视还是傻瓜相机，它们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样地对消费者进行着“平均化”的处理，把人与人的差异降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各种产品的生产者通过大规模地复制出各种“大路货”，自觉不自觉地使消费者在总体上成为“大路货”。一个摄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机的，因为傻瓜相机在有效地避免了失败和风险的同时，也同样有效地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扼杀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作品之间的差异。由此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大众文化产业，尤其是大众化传播媒介产业同时造就的两种东西（消费者与消费品），一路货色（平均化、整齐划一的大众与平均化、整齐划一的产品）。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乔治？吉尔德为什么把电脑技术以外的许许多多电子技术（尤其是电视技术）称为“消费者电子学”（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消费者电子学”直接称为“傻瓜电子学”。受这种“电子学”（电子技术）支配的种种产品（从“傻瓜相机”到“高清晰度电视”）都在有意无意地造就或助长一种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即为平均化的消费者－－“大众”－－所拥有的文化。

８．２　主奴关系与傻瓜相机

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构想由日本人提出来是在情理之中的。日本民族是长于认真、细致地工作而短于原创性思想的民族。他们总是在既有的外来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仔细改进，精益求精，形成一种无本位而又后发制人的民族文化。

在古代，他们引入汉文化，建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二战结束后，他们在引进西方的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在较长时间领先于世界的电子应用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这仅仅是文化价值影响技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价值决定着对技术的使用。人在何种方式上使用技术，把已有技术在何种方向、何种程度上改进，总是蕴含着文化上的价值取向。日本发达的应用技术不仅反映在对技术产品上精益求精上，而且反映在他们努力在既有的技术水平上，如何使产品的使用者尽可能地方便，尽可能感受到产品的制造者对产品使用者“无微不致”的关心。（当然，日本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无微不致的关心”并非出于菩萨心肠，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好逸恶劳、穷奢极欲的本性来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在享受上的潜能，作为其生财之道。）

对于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点，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克里斯托弗（Ｒｏｂｅｒｔ

Ｃ．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在一本名为《日本人的心灵》（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ｄ）书中这样描述道：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反映了一种对新发明的小玩意的国民嗜好，在日本，这种情况到处可见。例如，在东京坐出租汽车，乘客从来不用自己开关车门，因为司机能用自动控制装置开后车门。在饭馆和百货公司，刚进门的顾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机器人的欢迎，这些机器人向顾客鞠躬如仪，并以甜甜的声音说些恰当的寒暄话。在日本家庭中，这种对小玩意儿的嗜好处处可见，从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时代打火机，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各种设置。

我的朋友千年对他的“双伴音电视机”颇为自得，在这台电视机的某些频道，同一节目可有英语和日语两种不同的声音选择。千年说这有助于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碍于情面，没对他说：不如买一套英文会话唱片，既省钱又能达到同样目的。

“舒适和细致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日本独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特点。日本人常常喜欢将一种游戏玩到最精细、最微妙、最彻底的境界，从中体验到一种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