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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值中央的战争政策得到的反对声比较大，汉武帝一看他的表现，正中下怀，马上将他的请战书批示下发至各级机构，公开表彰，全国范围内巡讲，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人太少，巡讲了半天，响应者仍是寥寥。

卜式一心为国的热情得到了汉武帝极大的赏识，于是先拜为封国丞相，后又被征调进京，到核心身边工作。可惜的是卜式是真的爱国，爱得又纯又傻。到了皇帝身边，他决心要发挥出更大的爱国热情，为国为民办实事，就把他在地方上看到的各种问题逐一向皇帝反映，什么中央强令地方购买政府制造的器皿，质劣价高，导致伤民啊；什么盐铁专卖不好，应该停止啊，等等。这些不反映大好形势、没有政治觉悟的话令皇帝听了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就找了个碴说他不能胜任，给免职了。

爱国愤青——这时已是愤老了，终于还是没能为国分太大的忧。不过还好，他傻人也有傻福，总算是过得愉快，最终颐享天年。

人人都爱笨蛋

想从刘邦年代一直混到汉武帝年代是不容易的，因为这几个皇帝一人一追求，一人一爱好，区别还都特别大。刘邦流氓出身，讨厌做学问的酸人，汉文帝喜欢法家，汉景帝喜欢道家，到了汉武帝，又独尊儒术了。所以虽然这几个皇帝总体当政时间都并不很长（只算到汉武帝初年），但一把手的不断更替，令大政方针也不断变换，手下们跟形势，就不太圆熟自如。

像辕固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景帝那年就当了官了，但看不清形势，赶上窦太后跟他讨论道家学说，他这个儒派表达了一下鄙薄，结果被太后下令送去喂野猪，幸亏景帝厚道给了他一把刀防身，要不然就活不到*昭雪的日子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人才们都随着一把手的爱好上上下下，但就有人金枪不倒，比如万石君石奋。他稳立朝中的秘诀，不是掌握多么渊博的知识，而恰恰相反，是什么知识也不掌握。

刘邦时期，他是服侍刘邦的小吏，因为态度恭敬、做事卖力，很得刘邦的信任，官职不断升迁，到文帝继位时已是太中大夫了。文帝选拔太子太傅，他又被众人推举。到了景帝，还想给他升官，但看他能力实在是差，想提拔进政治局，怕他耽误事，就给他一个诸侯相的官职，直到退休。他的性格影响整个家族，他的儿子们也都是诚惶诚恐，谨小慎微，遵从社会主流规范。同时，也都什么不学什么不懂。

这是抬高道家贬低儒家的年代，皇太后，也就是把辕固生扔给野猪的那位，讨厌儒派的浮夸，但又不可能完全无视儒派的存在，于是提拔石奋的两个儿子，老大石建为郎中令，老二石庆为内史来封儒派的口——你们不是提倡孝道么，石家切实履行孝谨之道，提拔他，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两件事能表现出他家人的作派：大儿子石建做郎中令时候，有一次写完文件交上去，忽然想起其中“马”字少写了一笔，惊恐万分，面如土色，以为自己犯了死罪。老二做太仆的时候，一次皇上问驾车的马有几匹，他下车数了几遍才敢报上——就是这样绿豆当西瓜的一家人。

到汉武帝时期，老二石庆一直做到了丞相的高位，老大石建做了封国的相，一家人里当部长级高官的共有13人。

当了这么大的官，他们做过什么呢？史书上载，石建在相位9年，没有任何匡正时局的言论，政事基本不通过他，他只是唯唯诺诺负责举手而已。石庆不动声色，但没什么高明的意见，也没替百姓说过话。合着都是些摆设。

即便如此，即便皇帝知道他们的底细，但仍愿意让他们待在那个位置，以至于石庆渎职申请辞职，武帝都没批准。

类似的不倒翁还有好几个，比如卫绾，一生中唯一的才能就是当司机，凭着这个在文帝年间升到中郎将，临死时还专门托付给景帝。景帝时期更是先后升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最后到丞相。在这些任上无功无过，因此获得很大的信任。直到景帝死了换成武帝，才发现他任期内官府中的囚犯大多是无罪受冤屈的，而这位丞相竟就这么一直不闻不问。

还有一位张欧，其作为颇似一句笑话——“我不会看着你倒霉不管的，我会背过脸不看的”。这位负责处理刑事案件时就是做这样的老好人：只要能有辙的就发回重审尽量减刑或改判，实在罪大恶极不能减刑的，他老人家就一边哭，一边背对着他们然后把文书封上。就这样赢得不少赞誉，子孙都做了大官。

最变态的一位是周仁，他的“谨慎”是用这样的方式体现的：他常常穿着破烂的衣服，上厕所不解裤子，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