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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被缓解了，以至于我成了那个###上不可或缺的宠儿，这些貌似单纯的人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甚至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我便是从头到尾地彻底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却每次必到，为大家奉献出作为“丑角”的逗笑服务。

这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但这并不一定就可以归结为依靠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了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倒是世上称之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加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烈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可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将进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人的人”。它指的是那些人世间悲惨的败北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一出生便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那些被世人斥之为“见不得人的人”，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变得善良温柔了。而且我的“温柔”足以使我自己也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身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这种意识所折磨，但它却又是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它厮守在一起，进行凄寂的游戏，已构成了我生存方式的一种。俗话里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的伤痕便已赫然出现在我的一只腿上，随着长大成人，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渐加剧，甚至扩展到了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说来也怪），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在我看来就仿佛是伤痕活生生的情感，抑或爱情的呢喃一般。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地下运动小组的那种氛围显得出奇地令人安心和惬意。总之，与其说是那运动本身的目的，不如说是那运动的外壳更适合于我。堀木仅仅是出于闹着好玩的心理，把我带到那个###上向大家介绍了我。其实他也就只去过那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参加###，倒是一门心思想着拽住我到外面去考察消费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爱慕虚荣、追赶时髦的心理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一样仅仅因为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便一头扎入其中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识破的话，那么，无论是堀木还是我自己，都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愤怒斥责，并作为卑劣的叛徒而受到驱逐吧。但我和堀木却没有遭受开除的处分，特别是我在那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和游刃有余，更显得所谓的“健康”，以至于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派了种种工作。他们夸张地给那些工作披上一层过于神秘的色彩，真让人忍俊不禁。事实上，我一次也没有拒绝过那些工作，泰然自若地接受了那一切，从不曾因为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或审讯。我总是一边逗人发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地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可是，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成为共产党员而遭到逮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认为，与其对世上人的“实生活”感到恐惧，在每个夜晚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

《人间失格》手记之二（8）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忙于接待客人，或是外出有事，所以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我和他有时接连三四天也见不上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而可怕，因此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就在我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从别墅的老管家那儿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的事情。

父亲的议员任期就要届满了，想必其中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加选举。他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似乎对东京并不留恋。我充其量是一个高中生而已，为了这样的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或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总之，那个家不久就转让给了别人，而我则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中的阴暗房间里。过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