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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建立了重庆行营。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路通令所属遵照。中正手令。

这时，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他向各县都发出了命令：各县均应严密构筑碉堡工事。二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对于渡口，尤须严密坚固，并分段指定部队及团防负责守备，并速派员考察督促。匪未到，则行封锁；匪已到，则死守待援。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他们那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简直和部队的小伙子们差不多了。所以，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方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红军统帅部的领导者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人丛中找出了一个县城，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打鼓新场这个名字作为县城是很新鲜的，老长征们都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后，周恩来在讲党史的时候还提到过它。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开了半天的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甫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的意见否决了。从今天看，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相当健全的表现。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周恩来起草好命令，天已经是后半夜了。三月的夜还是很有些寒意。小兴国给他烧了一壶热茶，他喝了一大杯，暖了暖身子，才睡下来。矇眬间，只听有人“卜、卜、卜”在敲自己的窗棂。接着是轻声地呼唤：“恩来！恩来！”

周恩来虽一向很警觉，但由于过分困倦，不知不觉间又睡熟了。

过了一会儿，窗棂又卜卜卜地响了几声，接着又叫：“恩来，你睡了吗？”

周恩来挣扎着睁开眼睛，定神细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就一骨碌爬起来。那时，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们，几乎人人都不脱衣服睡觉，所以起来得很快。

他把煤油灯捻亮，开了门，见毛泽东披着大衣，手里提着马灯，站在夜色里。

“毛主席，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警卫员呢？”

“他们一个个都困得要死，”毛泽东笑着说，“我没有喊他们。”

周把毛泽东让进来，坐下，接过马灯放在桌上，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两点，就笑着问：“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我睡不着哇！”毛泽东点起一支烟，“关于打鼓新场的命令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那好。”毛泽东带着庆幸的口吻。“打鼓新场这个仗，我是越想越不放心，也就再也睡不着了。”

说过，他站起来，举着他的马灯，走近地图，用夹着纸烟的黄黄的手指，指了指地图上那个几乎比苍蝇头还要细小的地名，再次陈述他的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打鼓新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是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并不很强；可是他有城墙，修了碉堡，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弱敌加上工事，就相对地强了。事实上，这个仗是一个攻坚战，一打起来，时间就不一定很短。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他侧过脸望了望周恩来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