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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不合式的地方。鲁迅翁的阿Q　写的是辛亥革命。我的阿Q　写的是抗战以前。那中间有一些问题现在显然不存在了。正象夏衍否定他自己的《赛金花》一样，今日的确已经没有磕头外交了。我们可以说自从抗战开始，中国农民的阿Q时代就告终了。然而阿Q　性既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我疑心就在今日它还要出来作祟，因此肃清国民心中阿Q　性的残余依然是很必要的事。记得《阿Q正传》在天声上演时曾替他们写过这几句话：

敌人疯狂进攻未有已，我们岂肯作虫豸？亡我国家灭我种，岂是“儿子打老子”？

寇深矣，事急矣！枪毙人人心中阿Q　性，誓与敌人抗到底。

在武汉危迫的今日，纪念爵迅翁去世第二周年，我觉得这几句话有重写出来的必要。同时希望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加强团结，开展工作，使我们的抗敌文艺深入人民间，特别是我们前线和敌人后方，使中国大陆成为压迫者侵略者的“坟”，这样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十月十八日于武汉

（原载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汉口《新华日报》）

《孩子的“行路难”——岩下纵谈之三》

我曾写过艺人的“行路难”，现在我记记我的大孩子和他的朋友们的行路难。我的大孩子海男现在印度我们的远征军中服着军役。这是我常常系念的事，但也是我很引为夸耀的事。孩子做着一个中国青年人在今日应该做的事情。

他是今年春从重庆动身的。他和他的几位至好的军校同学一道随郑洞国将军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两万尺的高峰。同行的许多人都吐了，而他却颇能支持。在印度的这些日子他也过得颇为活耀。他原擅骑马游泳之类的技术，近又学会了开车。时常在东方盟友的都市里风驰着三轮卡。他到过佛教圣地的Ｂｕｄｈａ　Ｇａｌａ，在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拍过照。后来的一张除许多战友外，还有法印法师和西藏的青年女尼妙莲少师。他还寄过几片颜色澄艳，纤微异常细致的菩提叶来。这给了他的妹妹极大的欢喜。我们还预备把这送给巨赞法师，慰他在西山深处的寂寞。

海男是在上海麦伦书院念中学的，他和黄仁宇君都可以说英语。在今年七七纪念我们远征军招待盟军的时候，他们便做了招待员。他们也认识了好一些盟国的朋友。照信上看，他们的兴致是很高的。他说这个新环境虽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已经使他把在国内的沉闷暂时忘记了。

这使我记起抗战以来他所经过的一些事情。

上海战争爆发，麦伦首先沦在火线。他和朋友们保护着祖母从战火中到达了南京，由这儿搭江船回到长沙。祖母让他转入长沙明德中学，修毕了高中课程。在那时候他也学着写了一些文字，领导了一个儿童剧团，上演过他自作的“中华儿童血”，很有些使他兴奋的效果。

当我在武汉的时候，在一股抗战情绪高涨中他考入了军校。因为怕祖母不许他去，他留了一封信在我的桌上就随大队入川了。后来又知道他由重庆步行到铜梁，又由铜梁步行到成都总校。

我到重庆的那年刚巧他由军校毕业。他和他的几位同学回到陪都，我们父子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军校学生毕业后有的是留校教练入伍生的。但他们考军校的初志原是为的参加神圣的民族战争。他们怕的是留校。要求我事前拜托相识的部队长致电到校方请求分发。为着这我曾拜托过当时任五十四军军长的陈烈将军。我和这位陈将军在鸡公山时代熟识，他号石经，柳城人。粤北会战中曾到英德军次访问过他，又陪他一道由韶关直到桂南昆仑关接防。在车上我曾对他提起海男们的事，他很欢迎他们，并且乐意给他们应有的指导和援助。我到重庆的时候他已经率部到了滇越边的富川。他有电报来说，“将与敌人周旋于国境之上”，意气甚盛。为着海男们他曾有电到军校请求。并且给他预备了旅费。我看了他的亲笔信非常高兴，觉得这事算可以放心了。海男们报国的志愿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正当这时候我得了陈将军的噩耗，原来石经兄因牙病不得医药忽然变成了败血症，“星陨边城”。他的弟弟希贤兄同朱夫人由渝奔丧，我除致深深的哀悼之外也替海男们着急；他们的毕业期已近而出路又成问题了。我又曾去电陈长官和当时第二师的李延年将军，但海男们，因五十四军继任者系军校前教育处长，分发该军的人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数十人。再加该军十四师师长阙汉蹇将军在粤北桂南也有一日之雅，因此，我又曾替海男们专托阙将军，得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