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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