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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

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７月１６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８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陈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８月１０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３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５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一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恫吓””

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之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作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斯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斯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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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

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

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９月２７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９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

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斯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