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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星期五，我们抵达伦敦机场已是上午11点15分。我和吴庆瑞从新加坡向东飞，先到纽约，后到伦敦，已经疲惫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店匆匆地盥洗之后立即下楼，准时跟薛尔克共进午餐。薛尔克把跟东姑商谈婆罗洲三邦问题的进展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们。下午三点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再累也得继续工作。

第二天，吴庆瑞、我和总理公署常任秘书斯图尔特到利兹酒店跟东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东姑会商那样，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公民权问题。这时他心情轻松，气氛不错，因为有关婆罗洲尚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几乎全部跟英国人解决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吴庆瑞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温登打高尔夫球。下午东姑休息的时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马来西亚公民权、拘留共产党人和共同市场计划的问题。麦克米伦是否悄悄跟东姑提过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诉敦拉扎克，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意签署婆罗洲三邦协议之前非解决不可。敦拉扎克当即表示，只要东姑不反对，他原则上同意在马来西亚公民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担心，若不是英国人出面劝东姑的话，我是无法争取到这一协议的。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一旦成立，英国人就不能再为新加坡出面干预了。与此同时，在同东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良好的关系。东姑和敦拉扎克两人个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总是犹豫和顾虑重重，老是要重新考虑。一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会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改变主意。他会为细节操心苦恼，在这一点上是东姑的好副手。东姑从来不管细节。敦拉扎克工作勤奋，只花18个月的时间就考完中级和最终的法学院考试，那是个新记录。在英国期间，他花时间在马来学生当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联络网，其中包括九个苏丹的儿子。他本人出身于传统的族长家庭。但是他没有东姑那种待人发自内心的和蔼态度，跟他打交道始终比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我和吴庆瑞到利兹酒店正式会见东姑和敦拉扎克，留下来共进午餐。东姑赞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内容。我说我会写封信给他，把内容列出来，要求他证实。午餐过后回海德公园酒店，我写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称为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国民'或'公民'没什么差别，有人认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协议。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术语问题，白皮书第14段应该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民。〃我附上马来亚总检察长和新加坡自治邦总检察长的联合声明，证实宪法所规定的投票权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这点将维持不变。

第二天，东姑以伦敦利兹酒店为地址回信说：〃我证实，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权安排，将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号白皮书第14段列出的马来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的方式，它的行文在术语和选举权的资格规定方面作了修改。〃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争论这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转败为胜。如今他们没什么可以真正感到不满的了。我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时间可以在全民投票举行前制造新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英国人最后是怎样说服东姑改变主意的；也许是澳大利亚帮了忙。在谈判过程中，桑迪斯有时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决。他多半告诉了东姑，没有共同公民权的话，婆罗洲三邦就不会归东姑，也不会有合并。当晚七点钟，桑迪斯跟东姑、敦拉扎克、吴庆瑞和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一切。我要求先别公布公民权的协议，以便我有机会于适当的时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产党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伦敦以后我从薛尔克口中知道，东姑仍然坚持必须在联邦对新加坡负起责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来。但是薛尔克也透露，英国人并不热心于采取行动，最好是合并后由马来西亚政府这样做。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反对东姑的重担现在可以由英国人来挑起。于是我调整立场，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结束，我准备支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采取肃清行动。

但是薛尔克在7月27日写信告诉桑迪斯：〃我必须让你一清二楚，基于以下的理由，这项政策危险得很：

一、没有能使公众信服的证据而强行逮捕，必定会加强新加坡反对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导致他倒台。

二、这样一来情形就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