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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民的大马来主义。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态度坚定。翁姑阿兹发言反驳了有关他粗暴无礼的指责。我当时能感受到,大约80名在场的学生对这次的对抗非常不安。表决时支持翁姑阿兹的马来票占多数,学生会没有分裂。不过,非马来学生觉得他们已经表达了不满。过后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记起来。
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
关世强在莱佛士书院比我高两班,是个高才生,数学、英语和华语都很好,会拉小提琴,也是个艺术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发明取得专利。在莱佛士学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饭前都练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琴声。尽管他用了弱音器,琴声仍然越过矮墙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响。他当上了教师,最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后来我委任他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退休后担任新加坡驻马尼拉大使,60多岁死于癌症,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人,后来跟我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杜进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届。他沉默寡言,做事坚定不移,也很勤奋和有条理。另一个是吴庆瑞,他是经济导师,头脑一流,不善言词,写作条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已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彼此不认识,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用,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动活跃起来之前,当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马来半岛内地的马来人并没有敌视我。我跟许多内地马来人交上了朋友,包括两位审理过我所办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使他们成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络。我们进过类似的学校,读过同样的课本,有着某些共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这种鼓励学生通过谈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联络网的学校制度,并不是英国公学独有的。
注:
①当时英校的学制是:小一,小二;1号,2号,3号,4号,5号(相当于小学):6号,7号,8号,9号(相当于中学)。
②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发行,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流通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因新加坡当时也称石叻坡,所以它又称叻币。
③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四个马来土邦组成,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驻扎官驻于各邦。
④马来属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五个马来土邦组成。于20世纪初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顾问官驻于各邦。
第四章 来了日本兵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