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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遣散回家。团勇们变本加厉，不但在路上行劫，还公然在街市上强奸良家女子，所到之处，杀人放火。百姓认为官兵不如太平军，便有人出面倡议与太平军联络，结盟拜会，络绎不绝。

太平军于12月17日放弃岳州，于12月19日开到汉阳城下。汉阳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常大淳连忙上奏清廷，请求江南提督双福率兵进入武昌协助防守。他听说太平军的船队已经浩浩荡荡顺流而下，便命令军士们放火焚烧城外的房舍，登上城墙防御。这一把火，烧得武汉的居民胆颤心惊。

武汉的官民过惯了太平的日子，一见战火燃起，个个惊慌失措。汉口又是各地商贾聚集的地方，市井繁华，富甲天下，那些有钱的商人，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12月22日，林凤翔和李开芳的太平军攻进汉阳，知府董振铎在巷战中拼死。太平军放火焚烧汉口镇，大火绵延十五里，火声隆隆，五昼夜不绝，湖北的财富，都化成了灰烬。

武汉江面宽阔，正值北风刮起，渡江的船只停开了。冬季江水干涸，江中浮出一片河床。唐正财率领水营从汉阳晴川阁用铁链把船只连接起来，作为浮桥，一直通向武昌汉阳门，往来渡兵。江水不起波涛，浮桥十分平稳。太平军士气更加高涨，认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他们在武昌城四周修筑壁垒，日夜围攻。

常大淳这时有所领悟，连忙给皇帝上了个折子。他说，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攻打武昌，水上的来势更加凶猛，船上摆满了大炮。他告诉皇帝，听说朝廷在湖南的大军拥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求皇上将这些水战部队调集到长江上下游，遏制太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粮食运输。于是文宗下诏，命令徐广缙等人监督办理。

其实，常大淳的这些消息来源并不可靠，他对清军的水师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当时清廷军备松弛，水师徒有虚名，哪里有什么战船！更要命的是，清廷的文臣武将们，对于水战的知识，贫乏到了可笑的程度。常大淳在实战中懂得了水师的重要性，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徐广缙也注意到了水师的作用。他上奏说，有个叫卢应翔的人用炮船在长沙作战。长沙的官员却没有听说过，等到皇帝下诏询问，才得知有这么一个人。

两江总督陆建瀛防守长江沿岸，只有大小舢板八桨船。向荣上奏，请求派遣张国樑率领湖南的炮船。其实湖南哪里有什么炮船？不过是用民船装载大炮而已。文宗下诏，征集登州水师战船，同时招募商船。其实太平军也没有战船，他们后来攻占武昌，挥师东进，将几千艘舟船连接起来，使用的也都是商船。祥厚上奏说，只要金陵留下十艘战船，分别防守芜湖和梁山，就足够了。由这样的官员来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清廷怎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　想看书来

1852年（咸丰二年）（19）

清廷官员如此糊涂，其结果自然是听任太平军取得了在内河江湖上的优势。直到1853年下半年南昌战役以后，由于郭嵩焘、江忠源和曾国藩这一批湘军人物看到了争取水上优势的必要性，促成曾国藩在衡州大力创办湘军水师，又经过多次反复的水上博弈，清廷才掌握了水上的制胜权。这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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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离开岳州以后，晏仲武起义军没有跟随洪秀全北上，他与张幺、黄陈之和杨见之等人再度起兵，联合临湘李君瑞和李清安等人的义勇军，与追赶太平军的清军作战。

晏仲武所部于12月中旬在新墙截获了清军副将巴图押解的三万两饷银，然后以梁夫岘、隆奉庵和黄福滩等处为根据地，一时声威大振。

徐广缙命令总兵阿勒经阿和提督衔副将邓绍良率领兵勇前往镇压。江忠源的楚军也没有尾追太平军北上。因为江忠源怨恨向荣过去压制乌兰泰，又知道向荣不会采用自己的谋略，不打算与他共事。

张亮基体谅江忠源的心情，命令他率部留在湖南，与邓绍良部一起攻击晏仲武的起义军。

邓绍良和江忠源的部队先后抵达新墙，与晏仲武的起义军接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晏仲武的部将赵捷权等四人被俘。

江忠源率领两千多名楚军围攻黄福滩、梁夫岘和隆奉庵等起义军根据地，重创晏仲武的部队。

12月27日，清廷追究岳州失守的责任，将徐广缙革职留用，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提督鲍起豹降四级留用。

1852年的局势，对于清廷而言，比前一年更加危急。不仅南方的起义军在年底打到了武汉三镇，北方的起义军，也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