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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这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在轮班结束后，我去看了她。她正独自待在指定的房间，拉开窗帘，表情显得悲伤而麻木。她很快就知道我是她的助产士，也注意到我怀孕的身体。我掩饰住自己的尴尬，努力找话题和她聊天。然后问她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与她孩子说再见的准备。

“我真的吓坏了，”她轻声说，“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我安慰她不要害怕，我已经把孩子打理好，送到太平间。他很干净很美。我告诉她，她有权看一看孩子。

在去位于医院后面的太平间取那个婴儿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门房，他对此表示：“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用热水给那个婴儿洗了澡，给它穿上了棉质的婴儿服，戴上了配套的帽子，然后把他放在医院的婴儿车里，推到了那个妈妈的房间。我主动提出如果她希望的话，我可以为这个孩子行施洗礼（作为一个助产士，我可以这么做）。她摇摇头说：“我只想看看我的孩子。”

当我把孩子放进她怀里时，她崩溃了，眼泪肆意地流下来。我扶着她让她看着自己漂亮的宝贝。她说孩子味道很好闻，也留意到我给他洗了澡。她吻了他的额头，说了再见，表示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告诉她，孩子本身没有问题，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含泪拥抱着她，她很感激地说了声“谢谢”。而我也感谢她让我有机会参与到她孩子短暂的生命中。从医院离开时，她祝福我一切都好。

如果我没有做那些事，这个年轻的妈妈就会失去抱住她孩子、和他说再见的机会。讲述这件事，我并非想吹嘘，而是我明白，作为专业人士，有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因为你会对病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你的所作所为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件事也让我知道，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失去孩子更恐怖的了。

那天晚上，虽然很不安，杰米还是拜访了我们的朋友约翰？特纳，告诉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和他一起去上班了，并讲明了原因。约翰很支持，主动提出他会通知我们其他的朋友，他帮了我们的大忙，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一个个地打电话作解释了。

尽管在早些时候，我还坚定地安慰着杰米，但其实我和他一样虚弱和崩溃。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保健视察员说明了情况。尽管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她对自闭症并不了解，因此无法帮我们找到其他有着类似情况的家庭。我陷入大海捞针般的绝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无法入睡。次日，我向医生要了些安眠药。可是收效甚微，接连几个星期里，我都无法正常入睡。

深知我们的不安和烦躁，杰米的妹夫彼得以我们的名义，帮我们联系了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吉姆？泰勒。　他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亲自造访了我们。当时，苏格兰自闭症儿童机构没有分支，所以吉姆总是在自己闲暇的时候，亲自去病人家中了解情况，无论他们住在苏格兰的任何地方。

尽管情况很不乐观，吉姆的来访还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从大体上介绍了自闭症的情况。自闭症患者常会有三大困难：社交、沟通和想象力。有些可能还有学习的困难。

四处寻医（5）

社交方面，患者往往反应冷淡，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沟通方面，患者有语言和非语言的双重困难，因此很难理解别人的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的语调以及单个词语本身的意思；想象力方面，他们的思想很局限，很少有创新性的活动，表现在游戏时没有进步和变通。

吉姆肯定了正式诊断对于自闭症患者损伤治疗的重要性。我们问他“自闭症范畴”的具体涵义，他告诉我们，他认为有些专业人士用这个词和其他的一些词汇，包括“自闭症症状”“自闭症倾向”“自闭症特性”“自闭症属性”“沟通混乱”和“自闭症气息”等，来表示对病人症状的不确定性。

事后回想，我感觉自己已经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自闭症。尽管病情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但如果一个人有这三个方面的缺陷存在，那就表示他很有可能是自闭症患者。在我看来，某些专业人士采用模糊概念来回避这一判断，会妨碍患者的及时治疗。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丹尔寻医看病时深切体会到的。

地狱般的夏天（1）

四周后，也就是1991年3月27日，我和杰米穿上精致外套，哄着给丹尔穿上看上去很体面的衣服，然后出发去格拉斯哥的约克山儿童医院。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穿得精致体面，让医生们知道我们也是专业人士。但我隐约担心，会重复上次那样的遭遇。

在评估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