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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澄清的作用。　。。

林海音（4）

夏府客厅：民间文坛的聚会

60年代的台湾，有官方文坛与民间文坛之分。这是台湾政治尖锐对立、省籍情结复杂化的结果。林海音编的《纯文学》，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她和夏承楹所组成的夏府客厅，更是张道藩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外的另一个文艺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与林海音的热情豪放、喜交天下朋友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她向往热闹的生活，乐意帮助朋友，敞开大门欢迎五湖四海的文人到她家做客。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主流作家或非主流作家、文学新人或文坛前辈、男作家或女作家，只要到了林海音的客厅，都会在这位“资深美女”的可亲笑容中找到位置。就是国民党的官方作家，来到夏府同样会被热情的女主人所感化，在闹中取静的环境中不打官腔。这些人用过林海音做的涮羊肉之后，常常不拘小节，置身于藤椅上，把腿伸得长长的。在爱吃能玩、更爱朋友的女主人营造的自由宽松气氛中，聊天的来客自然不会受“*令”的束缚。如为出版喜乐先生的《喜乐画北平》所组织的“京味儿之夜”，还有专门以本省作家为主的“台语片”的聚会，就是谈天说地没有禁忌的最好例子。这就难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林海音，每次请客就像写文章那样精心构思：从邀请名单到菜谱，从朗诵作品到摄影留念，均苦心经营，使大家到了这里少谈政治多谈艺术。在来客留言簿上常看到齐邦媛、罗兰、琦君、王文兴、余光中、隐地、杨牧及其他省籍作家的名字，由此窥见小圈子倾向的破除。

难怪有人说：林海音的客厅，“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11。这文坛，显然是各种派别的无序组合。向往自由而更讨厌规范的海外作家，到这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以至感叹好像只有到了夏府的客厅，参加林派的聚会，“才像回到了台湾，向文坛报了到”12。

《纯文学》受政治大祸牵累停刊

在“*抗俄”的年代里，信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扬的是“纯文学”旗帜和创作自由论，这在客观上正好与政治挂帅的“三*义文学”观相对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纯文学》，让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挂帅而文学形式纯正的作品登场，甚至采用日本左派三岛由纪夫的评论《结合剧作家的才能与小说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战斗文艺”的对立形态和文坛的补充力量出现的。不管当时创办者对《纯文学》刊名作何种解释，可“纯文学”一词正是对政治压迫文学的一种反抗，其潜台词是认为*文艺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战斗”而无“文艺”，不算纯正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观念编出来的杂志，自然与主流文学呈不同风貌，这就难为官方所容。就像当年林海音参与编辑的《文星》被当局所*一样，《纯文学》在官方控制的园地里也显得异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就曾造谣，说“林海音当年编的《文星》杂志是美国人出资办的，现在又是美国人出资办《纯文学》月刊”13。

《纯文学》后来停刊，和销路打不开、一直亏老本有极大的关系，但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才是促成《纯文学》之花凋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均为《林海音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所忽略。据一度成为台湾作家却不写“战斗文学”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纯文学》主编王敬羲写的纪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说，《纯文学》的终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主持人为了避祸，不惜‘自废武功’，最后停了刊”——

这要从李荆荪案谈起。60年代在台湾，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时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柏杨、李敖之外，还有崔小萍（传媒人）、陈映真（小说家）等。而到了李荆荪被捕（1972），也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李荆荪是著名报人（《大华晚报》的总主笔）。我记得在李荆荪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馆前路的中国大饭店。一天早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时发现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带着万分紧张的声音：“王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当我们约好在酒店的顶楼的咖啡厅见面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何凡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果然，半小时后就见何凡从咖啡厅的门口匆匆走进来。他戴着大近视眼镜，神色严肃，坐在身后，还左顾右盼了一阵子。我为他叫了饮料，他开始说：“王敬羲，林海音有话跟你谈。我来替她说。”

他的紧张传染了我，我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