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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

（二）习凿齿对诸葛亮的曲笔偏袒

习凿齿（？…约383），字彦威。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生活的年代，权臣桓温正把持东晋朝政，图谋篡逆。习凿齿看不惯桓温的行为，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在撰写《汉晋春秋》时有意突出诸葛亮“权重且不篡逆”的品格，用以反衬和批评桓温。他在叙述三国历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由这样的人来记述诸葛亮，自然少不了溢美之词。

（《晋书。习凿齿传》：是时桓温觊觎非望，习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撰写历史，需要的是公正和客观，最忌讳的就是历史学家的感情色彩。但习凿齿却是带着感情色彩来写《汉晋春秋》。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开篇不久，便说周瑜、鲁肃是“小人也”，其理由便是周瑜、鲁肃投靠了孙权。有人问：“诸葛亮投靠刘备的行为，与周瑜、鲁肃投靠孙权又有何区别？何必赞美诸葛亮而诋毁周瑜和鲁肃？”习凿齿则回答道：“评论古今人物，应该先考察其行为的本质，跟踪其思想的渊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以管仲、乐毅自比，有匡扶汉室之志向，内心中有宗有本。刘备是汉高祖的后代，以信义而闻名于当年，有光复汉室、继复宗庙的决心。我这样评论有什么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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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篇 诸葛亮怎样走上神坛？（3）

（《汉晋春秋。别周、鲁通诸葛论》：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计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忠直，佐扶帝宜，尊崇宁时，远主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葛，毀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

正是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习凿齿未加考察，便将很多不切实的资料纳入了他的历史著作之中。他不仅收录了“七擒孟获”这样荒唐的故事，还引用了明显是伪作的《后出师表》。后人在谈及诸葛亮智慧时，言必称“七擒孟获”和《后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都是受了《汉晋春秋》的影响。

此外，习凿齿对诸葛亮的评价也颇多主观彩色。比如他说诸葛亮对于缪立、李严的惩处是“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还说诸葛亮的善于用刑是“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而实际上，这是习凿齿的猜测而已。缪立和李严不是未怒，不过是不敢怒而已。

（三）裴松之对诸葛亮的曲笔偏袒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其作补注。裴松之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写成《三国志注》（后人也称之为《裴注三国志》），所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裴松之在记述诸葛亮时，也喜欢发表自己的评论。当然，他的评论多是些维护诸葛亮形象的内容。

《魏略》曾记载：诸葛亮游学荆州时，好友孟公威思乡心切，意欲北归，诸葛亮便劝他说：“中原士大夫太多，做官何必回老家。”裴松之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第一，这句话是诸葛亮针对孟公威说的，并不是在说自己。第二，以诸葛亮之见识，岂能分辨不清这些东西？再看诸葛亮当初抱膝长啸的那种豪情壮志，说明他心中早就有远大志向了。第三，假如诸葛亮投靠了曹魏，就是司马仲达所得的待遇也比不过诸葛亮，更何况别人呢。第四，诸葛亮虽然志向远大，但他绝不投靠曹操，其原因在于，他想以微薄之力兴复汉室。

裴松之的这番解释，将诸葛亮描绘成了一个“轻功名而重道义”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