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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接到了大量的工作咨询订单。在进入公司第三年的时候，我已经成了在全世界的“麦肯锡”中拥有最多客户并且业务最繁忙的顾问了。如果这本《企业参谋》没有出版，恐怕“麦肯锡”在日本的事务所早已经倒闭了。

那以后的10年左右，我像发狂一样地工作。在世界各地的“麦肯锡”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有名的话——“东京有一个叫大前的###，年纪轻轻就写了书。”我想出来的“商品市场战略”在英国和美国受到了好评，因此被翻译成英语。在“麦肯锡”内部，也掀起了一股学习“大前理论”的风气，并且这种风气不断高涨。我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麦肯锡”来回奔波，就“商品市场战略”的方法不断地做出说明。

当时是人数较少的顾问公司快速成长的时期。例如刚刚诞生不久的“Boston　Consulting”以及其他一些优秀的咨询公司。和他们相比，名门“麦肯锡”的顾问活动被人指责在“组织和企业诊断”方面依然沿袭着旧有的方法。“麦肯锡”的高层也因此有了危机感。于是他们从世界各地提拔了几个人，组成了项目团队，考虑如何转移“战略”方向。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情。我也被选作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一下子就变成了在“麦肯锡”核心部门工作的人。

之后我的运气也不错。因为在欧美经济停滞时，只有日本经济在持续增长，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开始注目“日本式经营”。海外的“麦肯锡”员工们在被客户问及“日本式经营的秘密是什么？”的时候，都会说，“那就要请教大前了”。于是，我开始在世界各地做关于“日本式经营”的巡回演讲。而且30岁出头的我，也和盛田昭夫、故去的服部一郎、以及小林阳太郎等著名的日本经营者并肩出席了各种世界级会议。

每天的工作要对得起报酬

突然有一天，我发觉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称作是经营战略和战略思考法的“领袖”。即使在“麦肯锡”内部，不要说是高管，几乎所有重要的经营会议我都参与了，社长以外的职位我也都经历过了，这些都是40岁以前的事情。从那以后我背负着不能后退、不能懒惰的使命感和压力，到今天为止一直进行着经营顾问的工作。

我可能是属于那种领悟力比较好的人。在MIT（麻省理工学院）的130个同学中，我用2年零9个月这样短的时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虽然如此，我还是想说，要想领悟力好，就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虽然感觉上有些自夸，但我确实是那种遇到必须要克服的问题时，就会废寝忘食、全心投入的那种人。今天必须做的事情，无论有多辛苦，也一定要在今天完成，绝对不能拖到明天。这种执念是重要的。在我的词典里，没有“留待明天”这个词。

在进入“麦肯锡”3年后，我的酬金就已经达到了一天150万日元。在当时（20世纪70年代）是破天荒的。因此每天到了傍晚，我就会想一想：今天完成的工作和这个报酬相吻合吗？如果觉得还没有完成相应的工作，就不回家，继续工作。我认为，工作如果不这么彻底，就不能被称作专家。

如果长时间做同样工作，人必然会陷入到一种怪癖中。例如我，在进入“麦肯锡”几年，成为高管后，每天的工作变成了只需要接受报告即可，没有了挑战###。于是，我就决定在本职工作以外，每年挑选一个课题进行学习。因为这个学习坚持了多年，在经营管理以外的领域，我也逐渐掌握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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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可惜了”的时候，人生就已经输了

现在回头看看，90％以上的“麦肯锡”员工都有商务经验，而且也都取得了MBA（管理学硕士）。而我从一个连基本的社会常识都不懂的门外汉变成了经营顾问，并且还一直坚持了下来。能跨越这些障碍，都是托进入公司第一年时没日没夜读资料的福。到最后，我只要读了封面和最初的几页纸就能预想出大概的结论。而且，无论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在瞬间找到接近解决的方法。这就像是当你练习了1000次以上的棒球击球后，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球，你都能从容地捕捉到。

在我的生活方式中，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一旦觉得“可惜了”，就按下清零的按钮。在觉得“可惜了”的那一刻，人生就已经输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也许还能够维持一定的地位和收入，但人会因此而变得保守，丧失积极向上的欲望。日立在挽留我的时候，也说了这样的话——“好不容易在MIT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