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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　八 一 步 登 天

天下不知哪儿才有真正的自由，在非常自在的红派流亡队伍里，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磕碰。

去年，汪秀梅接到调令后，人们以为她会不放松陈营长，没想到，这只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团部。

*初期，在当局的安排下，她出众地戴上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送来的尖尖帽，在小镇上当了近半年的牛鬼蛇神“领袖”，只差没自杀；“二月镇反”后，又成替罪羊被抛出去当了“胖左派”，在全县人人喊打，而且真的挨了打，她已深入骨髓地领教够了丧失政治生命的滋味。

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前途、尊严和自由，甚至可能就没有了工作、朋友和亲情、乃至衣食住行和性命，更别说和这个陈某的所谓爱情了。

这种政治上的消灭打击，比法律的判决精巧方便多了。比如仅拿夺取性命来说，就有借刀杀人佯装不知、群众失手法不治众、畏罪自杀、病死狱中等等好招数。这两、三年，汪秀梅全都心有余悸地耳闻目睹过了的。

听说在各县市的头头大会上，专区领导上纲上线地批评了男女关系问题，她顿时感到浑身发凉，又一次有了灭顶之灾的恐惧，而且同床异梦的成天吵闹也实在要人的命，她当机立断：立即离开这条不可靠的烂“沉（陈）船”——这家伙毕竟是有老婆没真正离婚的！

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

正在安放桌椅的两个警卫战士要立即去追劝，教导员摆摆手制止了。

教导员亲自去医疗室看了回来，凝视着桌上那包还没打开的珍贵糖块，猛吸着旱烟袋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叫那两个警卫战士拿报纸包上糖果包，赶紧给汪秀梅追着送去，并命令一定要完成任务，路上不准少一块！必须说明是他教导员代表大家给的。

看着两个战士飞奔而去，在场的人都有点歉疚和羞愧：不知道是自己把人家撵走了，还是人家把自己看穿了。

汪秀梅不仅离开了陈营长，还打算一旦回县后，就要设法调离这个县，哪怕不回成都，去成都附近的农村乡镇医院也行，一定要永远离开这些人，离开这段历史。

从此她有了个女人少有的习惯，喜欢在心底里琢磨人生了。她冷眼观看世上的因果报应，觉得老天常有些疏忽和不公平，但又天意不可违抗，脾气也随和起来。

陈营长似乎也看破红尘了。

老婆当年的“大义灭亲”，至今令他恨之入骨；汪秀梅意外的爽快离开，使他顿感了解脱和轻松，尽管也意外地有了点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建议把吴玉兰提拔到营部培养当医生，是这学生姑娘确实可以，也是工作上的安排，没有别的意思。他打算从此不再同女人打交道，决心要清清静静地当一辈子革命和尚了。

他很想告戒部下们：女人真的是祸水，大家最好同他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