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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梅怒吼声直冲云宵。
陈营长庄严地拉着脸走出来。他暗自发誓,绝不让儿子落入这泼妇之手。
他气愤部下和战友们。每当他狠下心来要教训这狂妄的母老虎时,乱拍马屁的他们就要及时赶来讨好劝架,好象她真的是营里的第一夫人了。这不要脸没人要嫁不掉的货,有人劝时更嚣张,大哭大闹地披露一些令人难堪的情史,想从舆论上压服他。
他居然没意识到,有的人去劝架,是假装关心或讨好,其实是去看热闹,去幸灾乐祸。
谁都明白,在各县市头头大会上,前线总指挥提到的军风纪问题,八成也包括了陈营长。
会后的第二天上午,陈营长拿定主意去了团部。团政委和副团长都不在,只有团长抱着被子坐在床上。陈营长向团长要求把他或汪秀梅调到第一营去,并暗示第一营正好缺医生。团长问那么三营的医生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本营第三连的高中毕业生吴玉兰勤奋好学,在一般医护上早已能独挡一面。
他满脸的沮丧和忏悔,从前总刮得像鸡蛋般光溜的下巴上,早已变成了森林。
比陈营长还颓唐的团长,披衣坐在被窝里静听着。这个被偏头痛和胃病折腾着的病夫,这个胡子巴茬的老头子,谁会相信他是个麾下有好几百条枪的“文攻武卫”团长?谁能想到他原是个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
这两三年,他命途多舛。六六年夏天,他按上级要求,在县内亲自领导了“破四旧”;秋天,也是按上级安排,又亲自给全部受害人员彻底*。因他是县内最大的罪魁祸首,便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并被碰断了一条肋骨。他自认罪有应得,转变思想紧跟形势,努力地要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心甘情愿地坚决支持造反派,不料又来了个“二月镇反”,堂堂县委书记,竟同造反派一块锒铛入了狱!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时,又被人很不情愿地放出了牢房。此后,不管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他两派都不沾边,不反对也不支持了,也没权力和没资格反对或支持了,但两派却都把他当成了革命斗争对象。他们上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陶”,中批大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下面批斗的,就是他这个看得见抓得着的县里最大的“走资派”。
为了标榜本派的革命品质,以示牢牢抓住了斗争大方向,两派竞赛般地轮流批斗他,都说他是国民党兵痞,义愤填膺地控诉他是国民党军队里的班长,一点不提他打过日本鬼子,更忘却了他后来在解放军和志愿军部队里杀敌立功,还当过连长、营长。好象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直接跑过来当县委书记的。
后来,红派在县里占了上风,把联派撵出去了,准备成立革委会时,因为中央要求领导班子要“三结合”'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首先要有老干部参加,便把他解放出来,让他当了个象征性的“县革筹”主任。因此,武斗队正式成立时,也荣誉性地要他当了个挂名团长。
尽管他几乎没去办公室上班,也不上前线,然而,在联派打回来的头天晚上,红派还是将他从家里抓出来,不由分说地塞上了汽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那块“县革筹”大红牌。
陈营长突然光临,使团长非常为难,因为真正管事的是副团长和政委,虽然几个营长曾一度想把他俩改选掉。但他又不敢怠慢陈营长。他蹙着眉,表明此时正不得不对付着体内的折磨,苦笑而多皱的脸,谦卑地表明着他是个无用的傻子,一个废物!
陈营长静候着团长的意见,团长却卑怯地抬眼望着陈营长,活像在等候陈营长的指示,尽量平和地延长着沉默。
好长时间过去了,政委和副团长一个也没回来,陈营长坐在团长床前的小凳上,双肘撑膝,抱着低垂的头,好象汪秀梅把他害惨了。
“小汪同志同意么?”团长突然从冥冥的沉思中醒过来,好象自言自语地问。
“她不走我走!”陈营长倏地站起来,吐了口唾沫,站定在屋中。
又沉默了一会儿,团长看着陈营长脚上的脏鞋建议:“跟政委和张团长都说说,想法调到上面来吧,一营的医生看政委他们咋个说。”他也希望陈营长能中止胡搞,因影响有点大。但有一点他不太舒服,即陈营长点名要那个三营的卫生员。那丫头很好的,可别去被带坏了。他瞥了陈营长愁苦的老脸一眼,又觉得自己是神经过敏。
“你跟政委他们说说就行了,老领导帮个忙。”
陈营长不愿再去找比自己年轻的政委和副团长,他估计他俩不大会反对。副团长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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