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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在上述《决定》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的首要问题。”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公开转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大学受工作组压制的红卫兵得*后，矛头直指向了昔日工作组的领导王光美，继而追击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全国受*的革命群众喜获昭雪后，自然成了“响铛铛，硬邦邦”的左派；官办的红卫兵解体，自组的红卫兵如雨后春笋出现，去帮助革命群众大抓各单位的当权派。一时间，只要是当权派，都成了坏蛋。

一夜之间，汪秀梅变成了大左派，由于她在每次斗争会上都负隅顽抗死不坦白，便荣膺了全县文教卫生系统中“最坚定的老造反派”桂冠，名噪得在全县都有了名气。县文教卫生局局长，戴着旧草帽，穿着膝上有大补巴的旧裤，以示自己是和群众心连心的民众，专程到小镇上去看望她，召开全医院群众大会宣布给她再次*，并向她深深地三鞠躬。区委书纪，应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们的强烈要求，在全区群众大会上，给她赔礼道歉，为她受到的*，向毛主席请罪，按毛主席的岁数，向毛主席像行七十三个九十度大鞠躬礼，因第一次质量肯定不行，大家不满意，连着又行了第二遍，只差没把腰折断。

群众也有表示，众多的战斗队把袖章赠给她，甚至邮给她！只要她承认是他们的成员之一就行。

往后，*向纵深发展，六七年年初，“刘、邓‘陶”被胜利揪出打倒后，中央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全国顿时掀起了*反革命的高潮。

在这次浪潮中，没人再敢乱动汪秀梅，相反，她真正所属的那个群众组织，还因她而得了福，成了帮公安局抓坏蛋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公检法‘卫东彪’战斗团”＇保卫毛泽东和*的战斗团＇的指挥下，同全国各地一样，把文件中规定的：“功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的原则大大发挥起来，不仅把那些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首长有疑惑的人也通通抓捕，而且，顺理成章，将那些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为名，趁机闹工资福利待遇、想把知青户口办回城、要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自己或亲人在“四清”“反右倾”乃至“反右斗争”中的冤假错案上访喊冤的人，甚至个别平时办事没分寸招人嫌恨而有民愤的家伙，全都要抓个干净。

其时是阳历二月，此次大抓捕便被称作“二月镇反”。

高原山区的农业小县，冬季农闲时节较漫长，各项工作也不太紧迫＇即使紧迫，也没人顾得上了＇，正是大干革命的好时光，全县各行各业的革命精英们，早汇集到全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县城里来了，不料却迎头碰上了“二月镇反”。

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在县城里，虽然汪秀梅懒得出面，但她的战友和部下们却忙得昼夜难分，他们提着手铐，高举战旗，跟在“‘卫东彪’战斗团”后面四处出击，努力地把公安局的牢房塞了个满。他们心中也嘀咕：是否抓过了头？有些被抓的人还没自己跳得欢。但据说上头有人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否则形不成新气候。”何况大祸临头，自己能幸免就不错了，而且，趁此捞上个真正的左派身份，更是终生享用的事。

老天真有不测风云，镇反工作尚未收尾，中央又下令彻底*，“反革命”们纷纷出狱，有的人出来时还披红带花、鞭炮欢迎。而汪秀梅，人怕出名猪怕壮，虽然对抓人的事操心不多，即使干了点活，也很女人本性般地被动，但仍转眼又成了“罪该万死，死了活该，拿去喂狗，狗都不吃！”的“遗臭万年的黑打手、女流氓”。

原因很简单：她所在的战斗团土崩瓦解，昔日的战友或部下成立了新的战斗队，不仅没她的份，为逃罪责，还说她是他们的幕后指挥，“反戈一击有理”，借揭发她为名，大肆公开镇反工作内幕。他们不敢与公检法的人反目，便真真假假地把好多事含混地推到她头上，因此，曾被他们视若珍宝的“压船铁”，今天就成了臭狗屎。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民间，所谓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实质上变成了为生存而战的挣扎和残杀，各种漂亮的革命口号，只不过是谁也不敢丢下的盾牌和长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