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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