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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兰从1875年－1895年担任感化院的总监。他认为对看守不必太重视。在1892年的报告中，他对看守讲得很严厉。“当然有许多看守们在执行职务时干得不错，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少数。”

金斯敦感化院的看守们愤怒了。他们贴出了如下保留条款：

“我们，本感化院的签名看守们，吃惊和义愤地获悉，你在你的报告中认为我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智力上不适合我们现有的职位，如果不在上级的眼皮子底下就不可靠和玩忽职守，仅仅是阳奉阴违的仆人和没有其他任何能力生存的人。

我们将尊敬问一声：在没有对我们的作为人和公民的私人生活或我们作为本感化院官员履行我们职务的方式没有切身了解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发自良心地对我们提出如此严重和广泛的指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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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抗衡：看守们对管理者们

莫伊兰与看守们之间的相互憎恶成为看守们长期不断的形象问题的征兆。感化院的管理者们倾向于将看守看作监狱机构中最弱的成份。看守们自己也感到他们被当作制度缺陷的方便的替罪羊。当局需要最好的人，但是不愿承担费用。1911年，一个试用期的看守每月的工资仅50元。当时，劳动部估计，一个5口之家的房租和食品就需要这么多钱。1924年，一个看守的起点工资是每月元加上制服和靴子（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是195元）。这很难吸引像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监狱长库珀盼望的那类人。在1926年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看守：

“感化院工作的核心是人的品质。领导的能力和自制很重要。看守要接管一伙20－30个不同国籍和性情的人，使他们保持有序地工作，防止他们逃跑和违反监规，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或与难驾御的囚犯搏斗以及晚上将这些人带回来，而且要使他们靠近一些以便在一个人的监督之下。所有这些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品质的勇气，而且还有体格。”

1892年，看守们的工资是每年500元，没有退休金。

在加拿大感化院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看守们的职责没有什么变化。1835年的看守在1935年的监区里仍然感觉很适应。只是枪支和制服变了。尽管囚犯们享有了更多的权利，但是看守们仍旧被各种规章包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依旧单调乏味，只是偶尔被惊惶打断一下。

困在机械上：对囚犯一视同仁

1818年，一个名叫塞缪尔·丘比特（Samuel Cubitt）的人向英格兰伊普斯维奇郡（Ipswich）的法官提供了一套使罪犯保持忙碌的新设备。这种设备便是齿轮机（Treadwheel）。

这种齿轮机的结构是，在一个旋转的巨大圆柱上安装一个由梯阶构成的铁架子，形状就像一个大齿轮。罪犯们用手抓住架子上的一个棒，用脚踩齿轮的齿，从而使这个大齿轮不停地转动。齿轮机的轮子被设定成每分钟转50个梯阶。当齿轮转动的时候，囚犯们一步也踩不实，因为他们一踩某一个齿，这个齿就下滑。

踩齿轮机的工作特别消耗体力，许多体弱的囚犯都累倒下了。怀孕的女犯流产了。到1824年，至少有3个人被齿轮碾死了。

如果说任何东西象征着感化院，那就是齿轮机。像齿轮机一样，19世纪的感化院是一部不人道的机器。像齿轮机一样，感化院没有制造出任何东西，除了纪律的幻想。像齿轮机一样，早期的感化院制度把它关押的囚犯简化到无思想，自动操作的程度，仅仅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

感化院制度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不允许囚犯有特殊的需要。感化院的建立是为了处理典型的囚犯——健康的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任何调整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加拿大，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矫正当局必须处理许多不适合这一模子的人。女人、原住民、宗教上的少数派别、吸毒者、性罪犯和心理或生理具有残障的人是一些不能用传统方式处理的例外群体。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努力尝试使机构的轮子停摆，但是许多人都被绞进去轧烂了。

精神角斗士

加拿大感化院当局有史以来不得不处理的最顽固的罪犯是“裸体圣歌歌手”。

他们是杜科波尔派自由之子派的狂热信徒。脱光衣服是他们蔑视当局的方法。

裸体是自由之子派囚犯使用的破坏性最低的一种手段。他们尝试以任何手段来打击、羞辱和破坏监狱。如果他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