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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过着红灯绿酒的生活？而有的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吃不饱，穿不暖，住在不能避风挡雨的破棚烂”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腾着，穷人的活路在哪里？这不公平的世道怎样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和在参与进步的工人运动中得到的洗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有了远大理想。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理。他先后在银行和工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位富有经验的工运领导者。1938年5月，按照党的指示，许晓轩参与了川东青委机关刊——《青年生活》的创刊，他是该刊的主要编辑和发行者。这期间，许晓轩不仅全身心投入到了办刊发刊的具体工作之中，而且还写了不少革命的激扬文字，对教育青年产生很大影响。1939年春，许晓轩同志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许晓轩到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参加一个地下活动时被捕。这位重庆重要的工运组织者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的突然“失踪”，让同志们和他的家人异常担忧，后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传出消息，才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的一个军统看守所里。

“我出世八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敌人抓了起来。当时爸爸被抓到什么地方，我们家里一点也不知道。”许晓轩的女儿许德馨回忆自己牺牲的父亲时这样说：“一开始只有我伯父知道我爸爸失踪了。因为他们在重庆市里工作，我和祖母及妈妈都住在乡下，我伯父怕祖母和我妈妈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瞒住家里人。事过半年，我们才得知爸爸被关在重庆望龙门的一个秘密监狱里。爸爸被捕以后，我可怜的妈妈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打击，便病倒了，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瘦得不像人样。爸爸在监狱里知道后，托人秘密送回一封信——其实只是写在香烟壳子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宁关不屈’。据后来越狱出来的同志说：敌人对我爸爸硬的软的都用，强迫他在烈日下作苦工，带重镣，并罚他绝食，每天只给他一点水喝，还常用严刑拷打他，但却休想从我父亲嘴里挖出一个字。硬的不行，敌人就改用软的，假装要释放他，说给我爸爸自由，企图用甜言蜜语来让我爸爸在悔过书上签字，我爸爸断然拒绝，并直截了当地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忠诚，鼓舞了许多难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许大哥。”

许晓轩后来从白公馆被转入贵州的息烽监狱。在这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营中营”的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大字，那便是许晓轩的杰作。他那刚劲有力的刀法，不仅显示了他的雕刻艺术才能，更展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十分尊敬他。他是个异常爱学习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便开始学习外文。晚上，他利用走道上透进来的微弱的桐油灯光线读书，天天如此。狱中两、三年下来，许晓轩不仅能翻译一般的俄文，而且还能用英文读《孙子兵法》。有难友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许说：“既然敌人把我们关监狱里出不去，那么就既来之，则安之，要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为将来有一天出去更好工作打基础。”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

许晓轩和罗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车耀先、谭沈明等“重犯”重新回到白公馆。后许晓轩与共产党员谭沈明、韩子栋三同志组成临时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在许晓轩的领导下，他们一直在策划狱中的革命志士们的越狱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考察和分析，许晓轩认为韩子栋同志有机会逃走，因韩当时在狱中小买部和伙食团干些杂活，有机会逃出魔掌。“能越狱一个人，就走一个人”。这是临时党支部的决定。越狱计划开始了：先由韩子栋利用跟监狱看守一起出去干活的机会，画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回来，再有狱中支部的同志们详尽商量。1947年8月18日，在许晓轩的亲自指挥下，韩子栋同志利用与看守一起到磁器口街上买菜的机会，乘特务们在茶馆打牌时间，终于逃脱，并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红岩》中的“疯子”就是根据韩子栋的传奇经历塑造的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韩子栋的越狱成功，让特务们一下提高了警惕，他们要许晓轩带头保证不越狱逃跑。许晓轩断然拒绝，因此被罚带重镣和在烈日下做苦工。然而敌人的阴谋无法消磨许晓轩的革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