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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克曼好象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儿，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出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克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象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　艾克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椰榆意味。他所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犹太教法典，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克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J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一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决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简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从椅子上几乎站不起身来。　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使自己象平常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　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者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慢慢肯定也会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　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销这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对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简直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所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撒尔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撒尔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刻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零零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约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戴上了经厘。我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在我余下的有生之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