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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三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