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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爆发出来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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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