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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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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当温酒陈肴，谈兴正浓之时，忽闻一声巨响，只见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铜铜的伟丈夫荆生。荆生怒目圆睁，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打扰我耳根清静！田必美刚想开口争辩，伟丈夫已举起二指按住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嚷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断，大声求饶。金心异是个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眼镜往窗外扔去。金心异怕死，如刺猬缩成一团叩头请罪。荆生这时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貌似李蛰的狂徒，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今天我本不应接触你们这反常的禽兽躯干，回去我当用香汤好好洗一下手脚。我不想玷污这神圣的铜铜，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来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逃下山去。回首见危（木阑）之上，伟丈夫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