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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蒙运动,而后者则是反对出卖主权的爱国热情的总爆发。它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三民主义’和苏俄化的多种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还是那场以北大知识群体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我总觉得它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学术思想的开拓上,它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和老庄哲学毕竟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反专制和个性解放上,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简单激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在民主理论上往往只根据一种政治信念,采取一家之言。如反对传统,就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干脆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齐废掉,索性采用外来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钱玄同甚至说自己始终是个功利主义者,陈独秀在文言和白话论战中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本身就没有民主精神。真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觉得蔡先生责任重大,中国还需要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否则,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会变成新的奴隶主。尊敬的蔡先生,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激动,因为我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遍地疮痍的中国,我的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和负罪感”
蔡元培平静的双颊上溢出了血色,来国外两年多了,他还从没听到过如此真诚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五四”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犀利地剖析过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李平原也显得很激动,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和这位日本朋友探讨中国的出路。眼见着海轮即将抵达上海,他也有许多心里话急于向蔡先生倾诉:
“蔡先生,说实话,我很佩服上原君独到的见解。应该承认,‘五四’以后一大批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消沉地退回了书斋,捡起了曾经反对过的‘国粹’。这是本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精神大逃亡,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哀呵!记得您当年是以浩然之气高擎着理想火炬单身北上的,您什么人也没带,却为我们带来了兼容并蓄和思想自由两大武器。什么才是您真正倡导的北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我们探讨了多日,才悟出点门道,那就是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一种真正为建立科学和民主新世界,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的爱国热情。所以这次回国后我有两大选择,一是想跟您重返北大,再次发动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干脆南下投身国民革命,用火和剑摧毁这黑暗的军阀统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我留法的朋友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已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呵!”
夜已经很深了,辗转难眠的蔡元培又悄然起身,披衣走上了甲板。寒夜星空下的海面夜色狰狞,呼叫的海风刀子般扎得脸上生生作痛。一种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理想,一种披肝沥胆般的勇气,又一次燃烧得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年龄,面对着大海举起双臂,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甲板上又闪现出一个人影,周养浩手捧围巾和大衣,噙着热泪,凝视着焕发出青春朝气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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