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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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