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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牛毛。我歪着脑袋想半天也难以回答。周大爷又是嘿嘿一笑说：“还是两个。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

对于周大爷这机敏的回答，在我整个童年中都充满敬意。多少年后才得知，周大爷答案的精髓，也是师承前人。前一个脱自郑板桥，后一个脱自李笠翁。

现在我又见到一则有关“两”的故事：乾隆皇帝游江南，爬上了镇江金山寺，龙目一望，见江面上往来船只如梭，就问身旁一位老和尚：“僧家，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啦？”老和尚答：“住了几十年了。”乾隆又问：“你既住了几十年，可能告诉我，你每天看见长江上有多少船只往来。”老和尚答：“只看到两只。”乾隆惊奇地问：“何为两只？”那老和尚不慌不忙地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后感慨不已。

是的，对人来说，任何群体与个体都会经常遇到名和利的问题。俗话说：“人生在世，吃饭做事。”“吃饭”，当然牵扯着利，做事，自然关系着名。既然如此，我们又当如何对待名利的问题呢？

还是先看看伯夷与叔齐的故事。

伯夷与叔齐都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为老大。叔齐名致，字公达，为老二。相传其父君临死时留下遗命，让老二叔齐继位。及至父死后，叔齐不做国君，要让位于伯夷。伯夷心想，父亲既然有遗言让叔齐接位，我怎么可以接受他的推让呢？于是就逃跑。叔齐看到哥哥一跑，自己也随他同跑，都是为了躲位。二人跑到周国，时值周文王死后武王正誓师伐纣，于是兄弟二人便叩马相谏，指责武王父丧用兵不孝、为臣弑君不仁。武王左右的人很恼怒这事就要杀死伯夷叔齐。武王坚决不准，以为他们是“义人”，将他们赦释。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便逃隐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采薇而食，饿死山中。（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这段故事大约就是我国记载较早而又影响最大的淡泊名利的典型例子了。试想一想，老国王死了，顺理成章得到一个王位，但是兄弟二人你推我让，谁也不去继位，反而双双逃位。不是把名利看得很淡的人，做得到吗？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为显清白，不做“贰臣”，干脆逃到首阳山中，不食周粟，而靠挖野菜充饥过日子，终于饿死首阳山中。不是冰清玉洁之人，能够坚持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吗？

还有一段类似的故事也很感人。三国时候，管宁与华歆均为同学少年。一次他们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多看一眼就当泥土丢开。而华歆却过去多看了一眼才离去。这样管宁就与华歆绝交了。为什么呢？因为管宁从华歆多看一眼黄金的细节上，看出了华歆不是安于淡泊的人。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做了大官，也成了千古罪人。于是管宁就一生在楼上读书，永不下楼谋事。这意思很明白：“楼下黄金楼上人”。楼上之人尽管清贫，但清贫之人是决不肯与污浊之人混为一谈的；肮脏的土地就在我足下，但清白之人是决不会踏上一脚的。看看这里的主人把清白与污浊的界限划分得多么分明！

此类故事多矣，恕不赘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方文化在名利问题上历来主张清贫、淡泊、节制、圣洁，顶多退让到“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或者“审时度势”，“功到名成”足矣！而凡是追逐、贪婪、淫逸、享乐和巧取豪夺、欺世盗名等等观念和行为，什么时候都会遭人唾弃的。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的义利观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名利问题的“两只船”已经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某些场合下，就等于是名利的“地雷”、名利的“陷阱”埋没在你身边。这就要求我们，脚莫乱踩，一乱踩往往伤残人生；手莫乱伸，一乱伸往往被捉住；船莫乱上，一上错了许多时候就难以下来。最好的态度是：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该得到的，什么时候都能得到；不该得到的，什么时候都不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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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赛跑

1919年1月，陈独秀在回驳对《新青年》的批评时，第一次使用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昵称，我以为这算得上中国翻译史上的一道闪电。他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