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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建想改变这秩序了，把它变成老乡嘴里时常提及了满清秩序：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员可以刮地三尺、官员可以一手遮天、官员可以一切通吃！只要有权！！但是刘国建想伸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种的这片庄稼不仅有玉般的果实，还有刺！

清国官员可以多收粮多收税，但是宋国这边因为有教会，任人欺侮的农民往往把缴粮权交给教会，就像满清农民把这个权力交给有特权的杨乃武那种秀才一样。但宋国刁民比满清更利害，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通过教会从县城调来识文断字、法律报纸精通的人替他们缴粮食，官差不敢乱来。因为一言不合，就是上报纸或者告到衙门里来了，现在城里那个天主教神甫法国老头当年就是靠替教民打官司在龙川立住脚的。

商人更不好对付，长老会商会本来是刘国建的好朋友，为了自己的政绩和龙川发展培育起来的，但是他们发达之后，尖牙利齿从脚趾头武装到头顶：有自己的组织………教会；有自己的法律武器，甚至专门雇佣打官司的讼棍；而且有报纸撑腰；有大量的工人，他们不仅给工人洗脑，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视自己为德高望重的信仰导师，让愚民言听计从，子子孙孙都恨不得为他们打工。

而且不惜利用愚民，一群群靠他们吃饭的愚民工人把他们看成皇帝一样，甚至组织起来和黑/帮来次流血大械斗都在所不辞。他们懂西学，嘴上都是什么人人平等、宋国以商为贵的屁话，刘国建在他们忘恩负义拒绝给自己亲戚个职位、甚至在小报上影射自己把衙门变成赌场后也无可奈何。

在清国操纵官司很来钱，可以吃了被告吃原告，但是就这一项大收入也被朝廷分去了，大官司刘国建这种县令没法插手，而是交由两个月一来的巡回法庭法官决断，原告和被告都不在乎县令的，因为法官和刘国建这种县令根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互相不管，送钱也是送给巡回法庭的法官。

在官吏分流后，张局长作为高级吏员（事务官）不再是刘国建（政务官）的上下级关系，两人成了不同的系统，虽然有命令的权力，但对治安局局长任、免、升、迁的权力都失去了，治安局变得非常独立，同时也代表着更加强力。

虽然张局长在刘国建面前经常抱怨他们要三年一考，留职、升职、转职都要考，不仅考专业笔试，连体育也得考试，害的自己一大把年纪还要拉着秘书早晨跑步，但是刘国建还是看得出张局长眼里的喜色：朝廷这么搞，吏员就可以深深扎根本地，不再是随着政务官来去跟着走，不再是是铁打营盘流水兵了，拥有更大的独立性，随之而来就是更高的重要性和更大的权力。

清国一群盘根错节的老吏也可以板上钉钉的操纵雏儿县令，而宋国把这个秩序化了，把潜规则变成明规则了，任何一个吏员怕是都想着终身呆在这个职位上。

那时候刘国建还没领会张局长这喜色的涵义，只是认为老张本来就想扎根龙川的人，也没认为老张会给他添乱，因为他熟悉老张的性格，知道老张是个吓破过胆的男人，不想再经历任何风雨。

以后的工作也证明了刘国建的判断，虽然改制之后，在报纸和内部通报上，经常看到外地政务官和强力事务官打奏章官司，互相攻讦、造谣、抓小辫子，弄得彼此不共戴天，但是张局长从来没有给刘国建添过乱，刘国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结果在刘国建认为方秉生的重回龙川给他带来了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机会的时候，（刘国建认为这是他应得的收益，是龙川人太抠，抢夺了自己这个出力者的果实），他因为有了强力的民主党后台，选择与自己建立的新秩序为敌，刘国建终于明白张局长那喜色的意义何在了。

就在于他有了选择：是保护铁打的营盘还是捍卫流水的兵！选择就是权力！但是，很不幸的，一个可以终身任职的吏员天生就是铁打营盘的捍卫者！流水的兵即便功劳盖世、权势熏天与他何干呢？以秩序守护者而得利的张局长在刘国建和他一手营建的当地秩序互为仇敌的时候，决然的投靠了刘国建的敌人，一刀子捅死了刘国建自己。

张局长坚定的维持这个新秩序，不止是他，县城所有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包括龙川堂黑/帮在内的所有人都坚定不移的维持这个秩序，而可笑的是这个秩序是在刘国建的牵头和努力下建立的。他们竟然不惜枪杀作对之人和武装攻击衙门来完成“处决”秩序破坏者刘国建的目的。

任何秩序竟然都是有生命的，旧秩序为了保卫自己发动了刁民打跑铁路公司、占领县城；而三年后，新的秩序一样为了保卫自己，发动精英以造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