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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巫山市的村民，又能再快活多久？就算他们自以为快乐，在不自觉中，对长江造成的污染，也会使别人不快乐。

撞在一起的招牌。

然后，我们到了——“大街很西方，小巷很中国。建筑很西方，人们很中国”的香港小老爸指着：“看！那巷子两旁商店的招牌，不断向前伸，都快碰到一块儿了。”

洋人都爱香港，因为那里有西方的享受，和东方的“异国风情”。

快乐与不快乐的种子

最后，终于回到台湾，我离开了十一年的地方。

毕竟是在台湾生的，虽然很热，但我很能适应。交通真乱，但是从大陆和香港回来，这乱是可以理解的。

商店很现代、人们很时髦、节拍很快速，这里是新的中国，每个人都在求新、新变，又一方面在找快乐。

快乐在很新潮的迪斯可夜总会。

快乐在很凉爽的咖啡厅。

快乐在很好吃的食物、很刺激的电玩。

快乐在很中国的庭园和庙字。

只是一一污染、噪音，正在埋藏不快乐的种子。

爱恋与忧心

每次经过忠孝东路，堆了许多垃圾的巷道回家，听着两边卡拉OK的歌，我都会想起巫山市，想起那直下江面的垃圾山。

回到美国，很多朋友问我回中国的印象。

我都提到巫山市，说我很爱，也很忧心……

通常在这种好天，应该挤满了学生，在那里丢飞盘、玩摔角、抱着马子啃……

昨天在哪里？

昨天，我的朋友阿黛拉（Adela）毕业了。她是我在史岱文森认识的最后一个人。

两年前的毕业典礼上，代表致词的同学说：“看看你左边，也看看你右边。好好跟他们握握手，因为我们可能从此见不到面了。”

台下有人笑。多么凄凉的话啊！可是如今连当天谁坐在左右，我都忘了！我也很少回母校，去年史岱文森搬到新大楼，更跟它好象没了关系。

参加完阿黛拉的毕业典礼，我们决定去十五街，看旧的史岱文森最后一眼。

我们出了地铁，沿着第一马路走。以前这整个地区都被我们学生占有，今天在街上只看到上班族。街头的餐馆变成了银行，学校旁边的比萨店也关闭了。

有两个人坐在大门口乘凉。我认得他们——是以前的管理员，在高中大家既讨厌又喜欢的人。办课外活动时总要听他们在后面嚷：“YO！开完会给我把桌椅搬好，不要留垃圾在地上，否则我把你们宰了！”

对他们来说，女生的名字都是“宝贝蛋”，男生的名字都是“YO”。其中一人尤其有意思，讲话时咿哑咿哑地，没人听得懂，却也都听懂了。

“YO！”我说。

“嘿！”他们两个笑着站了起来：“你们不是以前的吗？”

“我们回来看看！”阿黛拉说：“可以吗？”

“当然！当然！宝贝！但你得亲我一下，并旦保证不打坏东西！”

听同学说，这栋楼里搬进了另一个高中，专收“低薪家庭”的孩子，已经放暑假了，空空的走廊里都是清洁剂的味道。很多门上，还可以看到Stuy（史岱）几个字。曾经塞满奖杯的橱窗，现在是空的。餐厅外面有个“本月健将”的布告栏，竟还是史岱文森学生的名字在上面。唯一不同的，是底下的两张大海报：“留在学校，不要途课”和“高中是好地方！”

两个管理员跟在我们后面，问我们上哪个大学？新学校怎样？一边问，一边喘气。

“大家都搬到新校，你们怎么没跟去？”阿黛拉问。

“唉！谁知道？政府找了批新人，大概嫌我们老了。”他们挥挥手：“不过也好。管这破楼那么多年了，还舍不得走呢！”

“知道今年毕业册上专门有一页纪念你们吗？”阿黛拉说。

“真的啊！”他们瞪大了眼睛：“没有人拿来给我们看。”

有两个管理员的握手和咿咿哑哑的祝福中，我离开了充满回忆的学校。

“我以前恨死那个鬼地方！”阿黛拉说：“但现在又有点惋惜。”

“去吃个DiBella明治吧！”我说。

史岱文森无人不知DiBell的三明治。长长一条法国面包，夹上火腿、瑞士起司、生菜、番茄、涂上厚厚的美奶滋，吃的时候保证滴得满身。

像DiBell这样的店不多了。它使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