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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譬如门上有洞、锁被撞损，杂乱的橱柜、积垢三分的浴室磁砖，不是显示有个全武行的丈夫，就可能见出一个沮丧的妻子。

当然，有地产掮客说“这种房子正该买，因为离异夫妻，急着分产，甚至已经各自买了房子，正急着要钱，所以还价的空间特大！”

但他们很少会对中国的买主说。因为：风水症候！离婚的房子，中国人八成不要。最起码，太太会拒绝！

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

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灯，围着，仿佛进入梦境。

回首灯火明灭处

——记十九年前“红鼻子”首演

六月初，在纽约接到姚一苇教授，由台北辗转寄来的信，告以“红鼻子”将再度搬上国内舞台的好消息，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于睽违十几年的姚教授能不忘旧人，嘱我写一篇回忆当年演出的文字；更兴奋于红鼻子这句难演的大戏，能在国家剧院的支持下，再呈现于国内观众的面前。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见到戏剧界、舞蹈界、音乐界，乃至艺术界的人士，能经由这个融合了歌、舞、剧与特技杂耍的“红鼻于”，再度结合，而产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时一样。

民国五十九年，当国内舞台剧大部分还受艺工队的领导，并维持着“音容劫”形态的时候，红鼻子的推出，确实是一剂清流，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部戏，做为国内舞台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牌，因为它是文艺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结合。

记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国团联合主办。编剧姚一苇教授已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赵琦彬、音乐作曲许常惠、舞蹈设计刘凤学、舞台设计聂光炎。、乐设计夏祖辉、也都是学有专精，而且观念较新的名家。至于演员，则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推荐的学生中选拔。

我当时代表师范大学前往，负责口试的除了姚一苇教授、赵琦彬导演，并有对推动国内舞台剧极具贡献的李曼瑰女士和刘硕夫先生。

每个人被要求演出剧中的几段，并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话剧，为什么还要唱，接过剧本之后，才知道“红鼻子”居然不仅有歌唱、舞蹈，甚至还有杂耍。至于剧中人，表面看是写实，却又带有象征的意味，既见一般对话，又有诗的语言。尤其是主角，那个终日戴着面具小丑，则是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谜样人物。

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