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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冤案。果然不出几天，乌云密布，接着就下了一场透雨。

明太祖即位以后，叫刘基做御史中丞，负责司法工作。刘基严格执法。有一次，丞相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了法。李善长是明王朝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同乡，势力很大。但是刘基不顾李善长的阻挠，奏明明太祖，把那个亲信杀了。

正巧这一年，京城又逢到大旱，明太祖十分着急。刘基乘机跟明太祖说：“战争中的死亡将士，他们的妻子需要抚恤；一些在筑城中死亡的工匠，尸骨还*在田野上，没人收埋。把这些事办了，说不定能下雨。”明太祖一心求雨，当然很快批准了刘基的要求，抚恤了将士妻子，掩埋了工匠的尸骨。

刘基也有预测不准的时候，有一次，他预测天会下雨，过了十天，还是烈日当空，一滴雨也没下。这可使明太祖生了气，再加上仇人在旁边说坏话，叫刘基不能不害怕。这时候，他妻子在家乡得病死去。刘基请个假回老家了。

………【第十节　土木堡之变】………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但是，宦官王振不愿意多给赏赐，反而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在边界制造衅端。

1449年七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进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

大同一战。尽管参将吴浩誓死抵抗，无奈蒙古“兵锋甚锐”，最后，吴浩战死在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王振煽惑明英宗朱祁镇在亲征，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坚决反对，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19日出了居庸关，过怀来后，至达宣府。

8月1日，明军到了大同。也先为了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然坚持北进，后来听到闻前方惨败，惊慌撤退。王振本想在退兵时使英宗经过其家乡蔚州，以显示他的威风；但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因此屡次改变行军路线。至宣府时，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

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中期的转折点。

………【第十一节　北京保卫战】………

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后，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这时，一些大臣提出把都城迁往南方，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他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于谦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同时，让朱祁钰定了王振的罪状，他对朱祁钰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接着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叫景帝）。不久，也先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于谦亲自带领兵马出门迎帝，而且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