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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顺手到还顺手，就是不太顺心。”

“噢，顺手不顺心﹗怎么个顺手不顺心？”

于是，杨大康几乎把这些年来自己“备忘录”上记下的事情，竹筒倒豆子似的，倾诉了个干净。杨大康怕占用马斌更多时间，当然也害怕自己说得太啰嗦引起马斌的不耐烦，语速很快，也希望说得尽量简洁明了，倒是马斌不时提醒他“慢慢说”“细细说”“又不是要赶庙会看戏，你着急个啥”，这倒令杨大康逐渐放下心来了，语速也慢了，讲事也细了，在有些表达自己当时看法之处，特别是那些他平时埋藏心中，虽有看法但也无行动之处，临场发挥，加上了许多情节细节，许多事情，经他一加工，都变作他自己敢说敢为，坚持党性原则立场的故事表述了。

“我一直铭记着，老首长送我到《场》社时那番语重心长教诲，有一根弦始终是外松内紧的。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危险性问题，按照谁家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问题严重存在，并且愈演愈烈。比如，旧知识分子一遇适当气候就翘尾巴的问题，始终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大问题。可我也常常感觉到，自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杨大康在结束自己长篇倾诉的时候，经过艺术加工，几乎是点滴不漏地复述了马斌当年给自己说过的那番话。

杨大康看得出来，马斌对自己的陈述听得非常入神，甚至他都感觉到自己最后复述当年马斌那番话的时候，马斌神情间掠过类似惊讶的什么东西，但那是闪电，是稍纵即逝的闪电，很快马书记就静若止水了。

听了杨大康的诉说，马斌沉思片刻，说：“小杨啊，我对办刊物是门外汉，但对党的宣传工作方针、政策还是铭悉于心的。我觉得，你对你们刊社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但你坚持党性原则立场的策略性艺术性，值得考虑。毛主席不是说过嘛，过河总得要解决好船与桥的问题嘛，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嘛！你说是不是？”

杨大康连连点头道：“就是，就是。”

马斌长叹一口气，说：“老唐这个同志啊，还是当年那个倔劲儿，尽钻牛角尖儿，尽钻死胡同，尽认死理，碰南墙。”

杨大康是从河阴调查中，才了解到马斌与唐风有过某种不寻常的关系的，但此时却仍然故作惊讶地问：“首长过去和唐总认识？！”

马斌毫不避讳地说：“可不是﹗五八年以前，我们是同一座军事学校一块供职的老战友哩，他就是在那时候成为右派的，不，是极右派！”

啊，杨大康当时简直吃惊得想大叫，随即在心里就开始悔恨自己，这几年为什么不主动来向马书记汇报工作，谈谈心呢？

那天，两人一直谈到深夜，不过直到临离开马斌家之际，马书记都没有为杨大康期盼的“今后我该如何讲求方式方法”，送他一副具体的药方子。反倒叮咛杨大康，要多看唐风同志长处，不要在团结上出问题。

“注意，团结、稳定是大局﹗搞不好团结，对你们刊物发展不利，对真正贯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路线、总政策也不利﹗”

然后，马斌就让秘书叫来自己的车送杨大康回家，并叮嘱杨大康，带叶秀子和孩子们常来看看他这个老头子。

杨大康回到家里，一看表已经是零点四十多分。

叶秀子和女儿、儿子、小保姆，分别在三间卧室都睡得正酣，此刻他却睡意全无，干脆索性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点起一支烟抽起来。他回忆着马斌说过的每一句话，和马斌说话时的哪怕最细微的表情，油然把思路集中在马斌说的“要搞好团结”和“坚持党性原则立场的策略性艺术性值得考虑”上，细细回味咀嚼起来，不由心头一亮。

“乖乖﹗老头这不是已经指出了路子吗？”

杨大康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有一篇腹稿，在心中流畅如水般地产生出来。等他把心中那篇腹稿，默诵过一遍，并反复斟酌好一个长题目，《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份刊物办刊方向和所谓体制改革等诸重大原则倾向思考的反映报告》，之后，兴奋之情和浓重睡意，几乎是同时袭来的。他把尚剩下半支的香烟，在旁边茶几上的烟灰缸里，使劲抿灭，并捏成碎沫，然后就倒身在长沙发上，畅然入睡。

这是杨大康进入《场》社以来，不具真名，只以“一个年轻共产党员”落款，向省及中央领导投寄的第一封信。是杨大康借加班为名，在自己办公室，以圆珠笔把那封以信格式的反映报告，一式三份复写好，第二天一封寄北京，一份寄马斌书记，还有一份锁进自己的文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