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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最后吼声

当华北和淞沪地区的隆隆炮声无情地摇撼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大地时，无论中国民众怎样不愿意看到战争迫近的事实，但是日本人燃起的战火毕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烧到他们家门口。

“……你们不知道，那种时候做个人有多难！……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到处有子弹追赶，死个人跟死条野狗一样……〃一个皓首老人抽动脸上年轮般的皱纹，用苍凉的声调同我讲述发生在那个并不遥远年代的故事。对于本世纪上半叶已经经历了太多战争和灾难的提心吊胆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过好了就害怕动乱，没有人愿意打仗，就像没有人愿意选择破产和自杀一样。〃九。一八〃东三省沦陷，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北京数千学生卧轨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但是在广大交通闭塞宛如世外桃源的中国乡村，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春种夏收，谁又会为一个陌生得如同外国的东三省去操心呢？但是这回情况完全不同了。

几十万气势汹汹的日本大军打进了长城，已经攻占和正在攻占北京、天津、上海、华北、华东各地，日本飞机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几乎所有城市：长沙、武汉、桂林、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上空狂轰滥炸。他们的野心已经不是割让一两个城市或者地区，而是企图吞并整个中国，让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做日本铁蹄下的亡国奴。一种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壮烈情绪在华夏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迫使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俺祖祖辈辈庄稼人，没文化，几亩簿地，够吃够喝。富裕说上；但是也没有饿过肚子……抗战那年，都说日本人来了，到处杀人放火，俺爷爷姥姥死活不信，说日本人咋例，俺庄稼人还不得照常种庄稼？……一位山西籍离休干部对我唠叨。他记忆中的那个源远流长的古老家庭不幸被日本人的炮弹炸得四分五裂面目全非，他主要是为了报家仇而不是国恨才投奔了一支从村外路过的穿灰布军装的军队。〃……芦沟桥炮声一响，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神洲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我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到军营里慰问官兵，宣传。‘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那时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谁不抗日就是卖国贼，蒋介石要是不抗日全国人民不答应！……”半世纪后，在统战部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座谈会上。一位须发全白的老教授发言时依然慷慨激昂情绪激动。〃……你爷爷生平最痛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东洋纱几乎抢占所有的中国市场，把他的工厂逼得快破产……国民党政府号召抗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你爷爷带头捐献了一架飞机……〃我父亲不止一次对我提起爷爷的爱国主义业绩。根据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我相信每个民族资本家都没有理由站在爱国主义的对立面。从任何意义上说，危机意识都是一种催人上进的积极精神动力，当原始人类满足于树巢穴居而没有危机感时，人类还会继续进化吗？当一八五三年佩里舰队开进东京湾时日本人没有危机感，大和民族会创造出二十世纪的奇迹和辉煌吗？如果说中华民族强大了五千年，只是近代一百年才落后挨打，那么世界列强的飞机大炮终于惊醒了昏睡中的炎黄子孙很难说不是一件好事。总之他们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我坚持认为本世纪中华民族有过两次全面蜕变和再生：次始于上半叶全民动员的抗日战争，另一次则发端于下半叶万众踊跃的〃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员何征夫匆匆跳上一辆人力车赶到八仙桥召开秘密会议。

征夫同志是一位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平时以经商为掩护、戴黑色礼帽，穿一袭青布长衫，混迹于上海商界大亨和三教九流之间。他的实际身份是党的地下支部负责人，负责领导学运和工人运动。

抗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上级党指示他抓住有利时机，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大力在学生和工人中间发展组织，并把其中的骨干分子输送到延安。

秘密会议地点按排在八仙桥南一条狭窄的弄堂里，门外对了暗号，里面的人才〃嘎──〃地开了门。经过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狭窄楼道，在遮得严严实实的昏暗阁楼里，他看见他的年轻同志们一张张因紧张而激动的脸。〃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来到了。〃负责人环视与会者，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道，“……党指示我们，必须放手发动和争取群众，加强对救亡协会与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作，扩大这些团体在群众中的积极影响，打一场全民族动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