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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使“全聚德”成为北京的象征。而京城民间“歇后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等，生动地表述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正是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特色的“老字号”，汇聚成了京城“老字号”大商业文化的魅力。“老字号”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创出了独特的经营之道，成为一种知名“品牌”。这种“老字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含金量是难以估算的。

今日的老字号，虽然有些衰败，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曾动摇。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百姓们仍满怀兴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与感受。老百姓的这份情缘，恐怕正是老字号们在这个变革社会中的出路所在吧！

老北京的会馆

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最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结合部的山前地带。这里是从华北去往东北、西北和蒙古的诸多山间通道的共同起点，又是沿太行山麓从中原到北方的通道的终点。由于华北大平原曾经湖沼密布，只有通过这条通道才可以往来于北京与中原地区之间。在未有铁路之时，从中原至北京必经永定河渡口，再经广安门入城。清末修铁路时，京汉铁路北端也是经丰台、马家堡、永定门，最终至前门。这样，元、明、清各朝来京的大批官员、举子、商人都要经过宣武区旧城区进入京城，这一地区，因为明朝有“宣南坊”之名称，也被称为宣南地区。清代以后，“宣南”泛指宣武门以外之南城地区。

由于此处地近内城，且邻近繁华的前门商业区，更是因为道路的四通八达，明清时期，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会馆。每条胡同里，少则三四处，多则十几处，它们往往紧紧相邻，形成了宣南一带浓厚而独特的会馆文化。所谓会馆，在明清时期多是由各地在京城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员、富商出资修建，为本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提供食宿的馆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驻京办事处”。这些会馆在明清、民国时期，网罗同乡、联谊乡情，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解放以后，这些会馆失去原有的作用，有的被各式机构占用，有的改建为民居。

保存至今的会馆，或因历史人物而知名，或因建筑特色如戏台、房厦而知名。每一个会馆，都住过该省进京的举子，都出过进士，都有许多故事。宣武区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南的大吉片地区是北京现存会馆的核心区。随着会馆的不断聚集，一些商人开始在会馆附近开设为士子提供书籍、纸张、文具的店铺。会馆附近逐渐繁荣起来。

这些会馆中，最有名气的是南海会馆和中山会馆。南海会馆旧址位于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原为董文恪（董邦达）故第，由在京海南籍官员筹资买下，后又购入一幢相邻的房舍组成了南海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康在这里写过许多诗文，并与维新派多次策划变法方案。1895年4月，当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连夜起草了万言书，并发动1200多人联名到督察院投递，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他还在会馆内创办报刊《中外记闻》，成立粤学会、保国会，强烈宣传变法维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由此出走香港，其弟弟康广仁被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在菜市口刑场就义。南海会馆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等。

中山会馆在宣武区珠朝街5号，相传为明代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分前、中、后三大院，这些大院又被许多小跨院环抱着，大门内是一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客厅的四周有回廊环绕，另外有魁星楼、戏台、假山、水池等。院内还种有各种树木，是一所十分优美的会馆。

中山会馆的前身是广东香山会馆，由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创办，后因香山县改中山县，香山会馆也就更名为中山会馆。这里很早就是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在这里活动过，后来又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中山会馆曾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现在原建筑大部分还保留着，已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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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老北京们都知道，北京有句关于城门的俗话儿，叫“内九外七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