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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现在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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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婚姻习俗

北京自元、明建都以来，已成为五方杂处之地。蒙古入主中原后，蒙古族的风俗也随之传到北京，元大都中的蒙古人的婚俗，与中原地区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颁布的圣旨确定了元朝的婚姻礼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大都中蒙古人的婚俗也实行一夫多妻制，在男人所娶妻妾数量方面没有限制，蒙古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但是蒙古族传统的习惯，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得非常严厉。如果发现通奸现象，不论女方是否成婚，通奸者都将被处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记载说：“（蒙古族妇女）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聚集了大量仕宦之家，这些家族相互攀比，婚事办得越来越奢华，不但聘金越来越高，而且酒席越摆越大，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元朝统治者在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诏令，规定了聘礼和喜筵的最高限额。一般根据财力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上等户的聘金为“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下户依次递减。喜筵的规格为“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元大都地区的汉族民众对结婚的礼俗也十分重视。男女双方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一笔钱财，作为聘金。办喜事的前一天，新娘还要沐浴、剃面等，一切费用均由男方支付。成亲之日，双方还要大办筵席，广宴宾朋好友。

明代，北京地区的婚嫁礼仪更为隆重、繁杂。当时，北京人订亲要合礼，算男女年龄生肖是否相配，如果相配，就正式定亲，双方确定嫁娶的日子。到了正式娶亲前一天，男家向女方送席一张，公鸡二只，以及其他杂物，俗称“催妆礼”。在明代，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须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记载：“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穿凤冠霞帔，一是图吉利，二是证明自己是嫡妻。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会将马鞍放在地上，让新娘跨鞍而过，称作“平安”。进洞房之前，男方还会请阴阳先生以五谷杂粮在洞房内“撒帐”。结婚三天后，女方娘家给女儿送衣服和食品，并且走访男方的亲戚，称作“三朝”。从明代北京婚俗看，较辽、金、元诸代有所不同，更多地吸收了南方地区婚嫁的因素，没有太多陈规陋俗，显得喜庆、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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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北京人过年，除一般年俗外，还有一个主要习俗，那就是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历史悠久，说白了，它就是民间的市场、娱乐园和求神拜佛的场所。

庙会作为民间市场，它具有全国各地的“赶集”性质。北京的庙会上货物多、品种全，不仅有供给富贵人家的金玉绸缎、字画图书，还有老百姓可以购买的粗碗废铁、风味小吃。还有孩子们喜欢的风车、面人等土特产品。北京的庙会，虽无今天超级市场的豪华、整洁，却也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任凭选购，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庙会还是北京人的娱乐园，老北京的电影院、戏楼很少，且入场价格昂贵，穷人进不去。而庙会上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游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