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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两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夸大“反右倾”以后的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　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　000亿斤。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使“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快到年中时，不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开始出现粮食危机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里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此政府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寻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

随着粮食的进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四川展览馆还办了“代食品展览”，介绍把大米反复煮蒸的“三开三蒸法”，还有各地的“烫面”、“双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　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1963，凋谢与“大写”

《李慧娘》的成功令61岁的孟超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些飘飘然的春风得意。出生于山东诸城书香门第，在196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的孟超凭借自小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剧《李慧娘》。

《序曲》中唱道：

南渡江山残破，风流犹属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