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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建省起，就给予这块岛屿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所激发出的淘金狂潮，把海南岛变成了热土，冯仑说它“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天南海北来到这里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是像“大革命”一般的创业激情；也有像张果喜那样带着金钱来拓荒的人，他看中了迷人的三亚，决定投资2亿元在这里兴建果喜大酒店；由北京南下的人，则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利。这也为后来海南楼盘崩盘埋下了伏笔。

在冯仑眼里，1988年闯海南的人，过的几乎是游侠般的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和到海南逐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让普通中国人拥有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杨怀定的发迹不是靠海南的建省，而是靠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海南建省的这个月，辞职在家的上海铁合金厂保管员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了上海、合肥等7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杨怀定向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听了一下，得知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卖价为96~98元，这与他所在的上海的100~103元，一进一出差价可以高达5块钱。杨怀定第二天就带着集资的10万元，搭火车赶往合肥。在合肥他吃进10万元国库券，再回到上海迅速倒出。倒出时，为了不被上海金融系统发现，他故意把异地封条撕去，并打乱证券的号码。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他跑遍其他６个城市，在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时，他一人就占去10万元，现款多到只能用旅行箱来搬运。辞职一年后，他成了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达到百万财富的普通人。

这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大涨大落的情绪之中。这年８月份，中国奥运军团出征汉城奥运会。报纸上设了猜金牌的活动。在1984年重返奥运赛场即得15枚金牌的鼓舞和心理惯性下，所有竞猜者都把金牌数量估计在上届洛杉矶奥运会的15枚之上，只有一名工人估计中国金牌也就在四五枚的样子。这种消极的预测与群情高涨的国家情绪非常不符。但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中国在汉城奥运会上真的就只得到５块金牌，这比在奖牌大户苏联缺席的1984年少了10枚。当媒体问他是怎么猜对的时候，他说他看过一本叫《强国梦》的书。

从此，33岁的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成了众矢之的。赵瑜在1988年元旦收笔的《强国梦》和汉城奥运会后的《兵败汉城》中毫不留情地向体育界发出前所未有的责问：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被激怒的相关单位很快就摸弄清了赵瑜的底细：曾受训于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1985年进入地区级文联。于是他被定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而赵瑜却认为自己是在坚守着对体育强国的忠诚：“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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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危局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通往外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持枪武警把守住了，从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开年，禹作敏，曾经的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尽管在春节晚会那一夜他还能在电视屏幕上露一下脸。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私刑逼供致死——他并不是这个村里被私刑逼死的第一个人。两天后，前去调查的检察机关人员被拘禁13个小时，如果不是天津市长下令，他们还将继续被拘禁在这个由15支枪2　000发子弹非法武装起来的庄子里。当然，这个村里还有家猎枪厂。

1993年2月18日，在调来400名武警围困村子之后，万余村民持械对峙。在双方僵持的近两个月里，３月16日，禹作敏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大会。这次大会上77岁的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还吸收了20多位私企老板，这一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已占中国工业一半以上。

４月中旬，在８名精壮“保镖”陪同下，开了４辆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