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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机器厂装配车间前，一块鼓动板上挂着几个颗粒饱满的金黄色大玉米穗，旁边的桌子上陈列着蘑菇、核仁、桃仁，这是晋城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送给工人的礼物。汾阳县西阳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厂里工人来信说：“我们使用了工人老大哥生产的水车浇地，不但省了工，而且每亩产量由500斤提高到了800斤。”临汾机械修造厂工人李瑞德在洪赵县北段乡临走时，社员们给他披红插花，他兴奋地说：“农民这样热爱工人，今后一定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具支援农业生产。”

4月，新疆天山脚下来了一支由920名年轻姑娘组成的特殊队伍，她们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不知谁在哼唱着《南泥湾》。她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军，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这般崇高的称谓。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说：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陈毅将军曾说过：“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仅仅5年后，这支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近百名党团员，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成了母亲。

还是在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非29国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一起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

亲身经历者司徒眉生（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汉语首席翻译）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与会的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抱着疑虑甚至恐惧的心态在冷眼旁观，殖民主义者的造谣惑众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有些国家在大会发言中居然对中国造谣中伤和进行攻击”，而“大会第二天，英姿勃勃的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坛作补充发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就这样，热烈的掌声将会前的“敌人”变成了会后的朋友。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这次会议的健康精神又被称为“万隆精神”。

这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顾准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

1955年，藉（借）着合作化与丰收，藉（借）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过多的兴奋会使人疲劳，因此决定今后一周内再不去想这些兴奋材料。

可是，这一年的“这一切”再加上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向阳的英姿，金庸一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甚至美丽的《茜茜公主》，也无法“巧妙”或“艺术”地回避一个巨大的历史悲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这次清查共触及2　100多人。但直至1965年才宣判，已是63岁的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1966年分别在天津、上海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各12年）。胡风彻底平反是在33年之后的1988年6月，而胡风已于3年前的1985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顾准在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料想不到在进入40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让我充分地领略一下生活吧——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这就可以避免做怪人。

然而，胡风在这一年是无法做到了，而顾准本人在两年后恐怕也很难做到了。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据北大中文系54级的张元勋回忆，当时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北大诗社成员、中文系的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