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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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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