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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悲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人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孙中山遗嘱这封家书，与当时他在《商报》期间写的社论相印证，足可见其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立场相当鲜明。信中所提到的李琯卿也在宁波办《四明日报》，还是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陈布雷在这一时期写的言论直至9月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所持论点，基本上与中共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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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2）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的《向导》周刊也曾经转载《商报》的评论，并且加以评注。中国共产党人肖楚女投函《商报》，赞扬“畏垒”的革命精神，希望“畏垒”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可是陈布雷这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受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太深，坚持“联合各阶级之力量，打倒军阀，争回主权”，坚持“全民革命”实际上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争取。

陈布雷自己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闲亦亲至各团体访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商报》之尽责敢言，可佩！陈布雷费心力最多，尤为可敬！陈布雷又说：“自是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商报》，在《响导周刊》中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商报》，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然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久之，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引诱者，乃放弃其企图，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甚浓之分子，谓余等之言论，不能彻底。”可见共产党是曾想争取过陈布雷，可是陈布雷只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是不赞成阶级斗争的。天津《国闻周报》胡政之，闻声相慕，函约先生每周撰时评一则，月致酬金50元，陈布雷则答应了。

1926年（民国十五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发行纪念特刊。社长陈屺怀撰《五周年宣言》，陈布雷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此时《商报》发行数达12000份，上海之读者为多。然报社经济拮据，欠薪常达3个月以上，时或纸张不继，穷困异常，但社中上下，振奋团结，甘苦相共。某日，无纸印报，陈布雷与营业部某君各出30元，机器房工头某亦罄其余囊20元，凑集纸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汤节之于民九冬出资创办《商报》，以资金久不集，无法出版。陈布雷大哥陈屺怀与应季审闻而言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赵家艺（赵林士）等，出资助成之。李徵五（镇海人）任总经理，徐朗西为协理，李徵五由傅筱庵支持，接盘《商报》。维持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有陈器伯者回忆：“当时布雷邀余担任浙省特约通信员，此时往来函牍，积有尺许。其一扎中有云：‘商报近如孤军陷入重围，矢尽援绝’。其旁并自加密圈，可以表现其奋斗精神。”后由方椒伯任总经理，乌崖琴任协理，仍以傅筱庵为靠山。方椒伯为一普通持重商人，而傅筱庵为善于投机者。陈布雷说：“方不解事，亦不常到馆，乌更隔膜。更生不乐引去。潘公展亦渐不安。余苦心调剂之，然终觉前途渐黯淡矣”。傅筱庵与孙传芳有密切之关系，而陈布雷与潘公展是反孙传芳的。北伐军克复武汉时，陈布雷因病请假，《商报》以大字标题记载特详，引起董事会中人之惊恐，谓本报何能开罪吴佩孚？傅筱庵不信，谓陈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则不可知，乃派叶伯允至《商报》审查言论及新闻。潘公展怫然不悦。陈布雷病中闻之，力言一切由其负责，即欲派人，须病愈面商。此时任何人入编辑部，必有害无益。潘公展之能力，向为上海同业所钦重，《申报》史量才遂乘机延揽。及陈布雷销假，潘五卅惨案后，声援上海工人的游行队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