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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力。于是割地求和,年年赏赐些金银,把从南宋勒索来的岁币悉数转交给了草原上的蒙古人。蒙古人倒也乐得收下,很少派兵马袭扰金国边境,年年带些牛马觐见金国大罕,打打秋风。本想着能刘姥姥进大观园,却在边境就被金兵拦下,不许入境。于是蒙古各部便就开始袭扰,金兵也常常进兵蒙古,捉到男丁就杀,老弱妇女便卖到中原,称之减丁。于是金蒙关系更为紧张,关外连年兵事不断。
兀术作书给粘罕道:关外连年用兵,河北又初定,更有几十万汉军义兵,居于我后,南望黄河。若宋军北上,河北义兵为接应,则中原不保。若退回关外,则西夏、大宋、蒙古各部合兵北上,辽东怎能安身?必有亡国之忧!望殿下火速剿灭河北义兵,在中原另立傀儡,养个儿皇帝。一来兵事可缓,二来也可招募汉人兵勇,为我等冲锋陷阵。
粘罕收到书信,立刻照办,在被俘的北宋官员中左右端详,终于找出了大汉奸刘豫。这刘豫本是北宋的一位郎官,在山东被金兵捉到,不死节,也不像张邦昌那样痛哭。这老小子听说自己即将被扶上正位,手舞足蹈。是年定了傀儡国号大齐。一时间,河北的土匪游兵,还有宗泽老将军当年招降的十几万河北游勇,也都拿了刘豫好处,纷纷附逆了。
昔日金人要在汴梁留下将官监视张邦昌,老张说道:若是金大爷在汴梁水土不服,哪天一病不起,驾鹤西游了,在下担当不起。
由此可知,这无奈中的聪明,却也见得了无奈中的忠诚。可苍天不公,这刘豫在位八年,被废后又成了王,一生的荣华富贵,而张邦昌则在《说岳全传》中成了大大的汉奸。李石写到此处,不免又想替张邦昌鸣不平。可李石又想那马植绝顶的聪明也蒙尘了千年,这小小庸才,委屈了又有什么呢。
再说回马植,联系着陕西、河南各路兵将,随时带着信王南下,便要收复汴梁。马植作了书信,准备和朝廷军队约定时日,一举功成。马植递了书信给信王赵榛和赵邦杰观看,二人看了半天竟见书上说的是告诉河南一李姓将军,其母在河北,望李姓将军派人来接。二人见错字太多,又所言非南下进兵之事,不知所云,便问马植。
马植笑道:我在每一行字中要紧处皆多一笔,或少一笔。其实只要偏旁,若干偏旁组合另成一句话。若挑得这些字出来便是“七月初十黄河南口渡”。我只将这几个字的读法告诉心腹,另行一路南下觐见皇上。而信使则只带书信,不知怎么个拆解之法。即使被金兵巡哨捉住,也无碍全局。而心腹也不知书信所言何事,只知拆解之法,纵然被捉,也说不清楚。而现今兵荒马乱,每日里带书信被金兵捉住的,何止千百人,即使二人俱被捉住,只要我那心腹找个理由哄骗了过去,金兵也极难发现蛛丝马迹。
二人闻言大喜,说道:马将军聪明绝顶,若此战功成,将军中兴之臣,必封为元帅。于国再造之功,无人企及。
马植苦笑道:河北这十几万人马,马植心中有数。唯一不知的,就是东南朝廷。一年前宗老将军百万之众,力图恢复中原,却无疾而终。今日我不求什么功成名就,若收复了汴梁,皇上回了东京,望两位只说是皇上谋略,无马植半点功劳,我等皆是奉命行事,让我还了这误国的名头,退居村野,便知足了。
二人听得此言,半晌无话可说。只派了心腹两人,分头南下渡河,去见了高宗。幸好这一路拿钱买路,倒没遇到什么阻拦,见了高宗,说了河外兵马大元帅要南下收复东京一事。高宗大喜,路隔千里,又是机密,便口授了几条,约定时日地点,命马植的两位心腹北上,禀明圣旨。
马植见高宗有收复汴梁之意,大喜道:我原以为他只愿做个半壁江山的儿皇帝,原来是我错怪了皇上。
赵邦杰说道:现在山寨四下州县都换了大齐旗帜,我派人打探,才知道金人在汴梁立了傀儡,那儿皇帝原是我大宋的郎官,现在为虎作伥,气焰嚣张。可手下兵将尽是汉人,不足道也。山寨正南的临河县,我曾派人打探,是河北伪军战马屯养之地,约有战马四千匹,若在南下之前攻下此城,充实战马骑兵不说,也激励了士气。
信王赵榛也说道:既然如此,何不早定计谋,在七月初十之前,就要拿下这临河县城,一来也试探兵力,二来也可以收获不小。
于是三人定计,马植、赵邦杰各带着一万骑兵,分两路包抄,信王自带着四万马步兵攻城,其余兵马把守山寨。马植追袭逃敌,赵邦杰半路埋伏,打临近州县援兵,信王攻城。三人设计完毕,便依计行事,各点兵将,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信王自带了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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