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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商讨对策后，决定抵抗还击，结果致使工宣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被打死，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工宣队是毛泽东决定向清华派出的，红卫兵竟然敢打工宣队，这使他极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谈话持续了五小时。谈话后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代表进行传达，各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到了八月底，工宣队进驻北京全部五十九所高等院校。

千字有头，万字有尾。

话说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预见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倒台已成必然趋势，一月二日毛泽东又发出最高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提“走资派”，而是老调重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他所指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其实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曾经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

上海一月夺权后，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夺权斗争风起云涌，满以为可以掌权了。却不料毛泽东另有如意算盘：全国实行军管，搞三支两军，他的意图很明显，支持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但不让他们真正掌权，让军队把权再夺走，于是军队堂而皇之把红卫兵、造反派拼死血战了半年才拿到手的大印“接收”了。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升级，基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促使他下决心要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发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法，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漏网右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北京的红卫兵已经交枪，下面各省市的交枪势在必行。面对突变的政治形势，战校内部对于是否交枪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此八月底沈冲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会上陈治军首先发言：“中央六七年有《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六八年又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通令》，现在又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蒯大富他们那样厉害的角色尚且顶不住，我们又能怎样？现在有人说我们是抢枪乱军，这个罪名谁担得了？”

王白毛也说：“交枪是迟早的事，晚交不如早交。听说县机械厂昨天把枪都上交了，‘县总司’也准备交枪。”

姜军则持反对意见：“谁抢枪乱军了？我们手里的枪是军分区发的，怎么现在变成抢枪了？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别他妈死还没死先把腿伸起来，老子还就不信那个邪。交枪？交枪就是投降！《水浒》大家都看过吧，宋江投降后接受朝廷招安，结果怎么样？自己死球了不说，还连累了李逵、花荣这些忠心耿耿的弟兄们……”

陈治军打断他的话：“交枪是中央的命令，毛主席圈阅了，谁敢硬顶？而且我们也不是宋江那样的山大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这叫服从大局。”

姜军反唇相讥道：“武装左派是谁圈阅的？我们手里的枪是谁发的？我们帮他打倒了刘少奇，手上的印把子还没捂热就叫当兵的拿去了。去年上面叫武装左派，全国到处发枪，现在倒好又说我们抢枪乱军一句话就把枪收回去，我们手里的枪那一支是抢来的？我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