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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3）

（董馨　整理）

新凤霞（1927—1998），原名杨淑敏，小名小凤子，天津人。著名评剧女演员，工青衣、花旦。出身于贫民家庭。6岁师从堂姐学京剧，13岁改学评剧，一年后即在《点秋香》、《打狗劝夫》、《花为媒》、《杜十娘》等剧中担任主角。1949年北平解放后，应聘至天桥万盛轩演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她主演的《刘巧儿》风靡全国，从此声名鹊起。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1953年入中国评剧院。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除演《刘巧儿》外，还演过《艺海深仇》、《志愿军的未婚妻》、《金沙江畔》、《祥林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牛郎织女》、《乾坤带》、《无双传》等脍炙人口的好戏。其中《刘巧儿》和《花为媒》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摄制成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新凤霞幼年学过京剧，在咬字、演唱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认真学习评剧前辈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等人的唱腔，同时刻苦学习大鼓、梆子、坠子、琴书等演唱技巧，不断丰富自己的唱腔。她还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多当代名家的指点，从而充实了美学、声乐和表演等各方面的知识。在整理旧剧目、排演新剧目的过程中，她同音乐工作者和琴师们密切合作，创造了很多新的唱腔和板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在延安，主角、配角、跑场子（1）

我是1938年8月份参加革命的，1938年10月底到的延安。那都走的是封锁线，过黄河呀，那样随着队伍走去的。他们也有人开我的玩笑，说你真正是用脚走的革命，又从革命走到解放。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从北平走的时候也是走去的。

到了延安，本来就是要学政治、学文化。可后来呢，由于在延安，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你到了哪里，那的山沟，不是《延安颂》就是《太行山》呢，就是《抗大校歌》。这些歌词就是：打到鬼子后方去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呀。那个时候咱们革命队伍里的文艺生活是很活跃的。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那时都是军事生活了，都要唱歌。早操完了以后，吃饭以前要唱歌。所以在这种生活环境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这个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逢到节日，就需要演出个纪念节日的小节目了。由于我是北京去的，说话啦，口音啦，各方面条件就比别人好像更容易些。我其实在外面还没有搞过这些，只不过是羡慕人家。

到延安以后，大家有时就说参加个小节目吧，你打个小堂锣。就是两个人对唱。就是这样，人家打花鼓我打堂锣，逐渐开始唱曲演戏。以后就在队里头演反抗日本的小话剧了，就是《还我的孩子》、《火》呀，都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话剧。就这样经常在抗大的学生队里参加业余的演出。

其实我也不会演，就是一个革命的环境。不会演，就找到“鲁艺”的老师来排练学习。就像那个熊赛生，过去演过老太太的那个，她最早是中国旅行剧团的。1935年我们看“中旅”演那个什么《雷雨》啦，《茶花女》，她当时是刚参加剧团的。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孩子，她就算是老前辈了。我到延安他们已经都在“鲁艺”学习了。所以他们就去给我们排戏。这个时候我还在抗大，熊赛生就给我们排话剧了。由于自己从小就喜爱文艺，但也没想到自己去演出了，就受这些熏陶和这种革命的感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了，是挺容易动感情的，挺容易进戏的。比如演这个戏的时候，看到扮演的敌人，就容易有一种仇恨的感觉。这样给人一种错觉，“哎，她还挺能演戏的”，其实什么都不懂。

以后呢，在1939年的冬天，我还在女大，抗大和女大联合搞了一个五幕话剧，我在戏里演一个热情的，进步的学生。戏里演的是各种各样的学生，演“一二·九”怎么样进城取得联系，怎么进行这场斗争的，在学校里取得了胜利，走向了校外。这一演，这是五幕话剧。我家就是北平的，因为咱们全国各地四川、湖北、江西、河南，差不离都有口音，像我们这样没有口音的比较少。所以到那就很容易显得很突出吧，这样大家就认为我还是个演员的材料。

以后抗大文工团也借过我们，但是，这时也没有想到演戏的事，因为都是工作嘛，革命工作。后来到女大没多久，就是1940年3月，“鲁艺”原有的一个实验剧团上前方了，这时又要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