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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

我将“腹稿”打好后，便去商店买了两条软中华香烟，两瓶五粮液酒，在我们玻管局印制的一个小信封里装了两千元钱。我对自己这份礼的“轻重”安排比较满意：这份礼价值三千多元。以我的身份和我的收入情况，送太重的礼局长会有负担；送太轻的礼也不妥，让人觉得你有点轻视局长。其实我这一份礼是当做两份去送的：两条烟两瓶酒，是对局长调我进来的感谢。两千元钱则是为以后铺路，希望局长能时时“呵护”着我。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特意去银行换了二十张一百元的新币。将那一沓崭新的钱装进小信封时，我有点心疼：毕竟这是我近十个月的工资啊！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二百多元。我给有病的老父亲看病买药的钱，也从没有一次给过这么多，也就是一百元二百元，最多一次也只有三百元。可给这老家伙一次就是两千元！只有过春节爷爷给孙子的押岁钱才是新钱，我既然给阎水拍新钱，他就成了我的孙子！我心里这样想着，竟觉得舒坦了一些，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挺管用的。

阎局长家没有在我们玻管局那栋“年龄”与这栋办公楼相当的陈旧的家属楼里住，而是住在市水利局一栋家属楼里。阎局长在县里作县委书记时，水利部门在那个县上马建设一个大型水库，水库建成的同时，这栋漂亮的家属楼也建成了。因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县里给了水利部门很多优惠条件，所以这栋家属楼里有两套房子是奖给阎局长和当时与他搭班子的那一任县长的。

给我开门的是阎局长的爱人。面对一个差不多与我一般高且十分壮实的女人，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这个女人个子也太高了，高且宽。刚敲开门时，阎局长爱人见是一个陌生人，脸上瞬间掠过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并有意用活像一只甲鱼一样宽大的身躯将我挡在门外。可她随即低头瞥见我手里拎着的东西，脸上立即多云转晴——仿佛她脸上设置着一个气象台。再抬起头来看我时，已像陶小北看我那样笑颐如花——气象台瞬间又变作我们紫雪市新建的世纪花园——各种鲜花在园内争奇斗妍。

此时阎局长爱人已闪开身子将我让进家门，并像一个娴熟的导游一样，领着我穿过宽大的客厅，又穿过餐厅，将我带进阎局长会客的书房。果然书房宽大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小老头儿。写字台太大，将阎局长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不明情况的人还以为这家的小孙子在爷爷的写字台前淘气呢！

阎局长爱人轻掩上门，我就像一颗西瓜一样溜到沙发上坐下，将手里拎着的东西顺势放在沙发脚下，抬起头来满脸堆笑地望着阎局长。

我当时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送礼故事。这个故事的标题叫《收》。有一位领导，收礼时有一个绝招，在手心上大大写一个“收”字。送礼的人来了后，他便坚决地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喊：“不收！不收！快拿回去！”即使送礼的人怀里揣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录下的也是“不收”的声音。后来事情败露在这位领导自己的疏忽：他去上班时忘记洗手了，恰好那天开大会，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话，一边伸出手不停地做手势……

我们阎水拍局长当然不是这位领导，手心里并没有写着这样一个“收”字。我当时一落座，像小学生背书一样将打好的“腹稿”背诵给阎局长听。在我背诵的时候，阎局长脸上像家家户户过春节一样，一片喜悦祥和之色，丝毫没有流露出准备将我带来的东西甩出门外的蛛丝马迹。只是待我背诵完后对我说：“你这小伙，来坐坐就行了，带东西干啥？”转而他又说：

“小鱼你不口吃啊！”

我心里暗暗叫苦，一门心思背“课文”，把自己有点结巴这个毛病忘记了，那么长一段话流利地从口里一涌而出，连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把在袁家沟中学讲台上的那点儿看家本领全使出来了。可阎局长却不是袁家沟中学的念书娃娃，那些憨厚的娃娃即使我偶尔讲错，也不会像阎局长这样当面挑毛病。

我当时急忙回答阎局长：“怕您批评我，一着急把口吃的毛病给治好了！”

接着我又向阎局长解释，我口吃的毛病原本是轻微的，并不十分严重，所以有时候不易察觉。自己注意一点，别人有时还真听不出来。

我这样说着，已将目光移到沙发对面的墙上。墙上挂一幅巨大的字，是本省一位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笔力遒劲，但内容却不新鲜，是毛主席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阎局长见我看这幅字，也将目光转向这幅字说：“我喜欢主席的诗词，文化革命中主席的一本诗词我都能背诵下来。可我为啥单选这一首